和巴什尔跳华尔兹

第一次看这种形式的纪录片，或者动画片。故事概要就是主人公（或者说本纪录片的导演）发现自己残留着年少参军时目睹的黎巴嫩屠杀的记忆残片，“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的疑问驱使着他追寻那仿佛梦境的记忆。根据点滴线索，他不断走访和当时有关的朋友、战友，对那段大屠杀的记忆随着访谈的深入而逐渐清晰。全片几乎都是电脑加工的动画，使得本片的视角始终在纪实与虚构之间游离，这种暧昧的态度直到最后才突然明朗，在黎巴嫩难民撕心裂肺的哭号声中，画面由动画换成了真实的镜头。导演通过长时间的对影片真实感的剥夺，使得最后的真实直指人心。
我一直在问自己纪录片是什么。现在我的答案是感觉，真实的感觉。纪录片的导演通过各种技法和手段，营造出那么一点点微妙的真实感，让观众认同他的表达和主张。所以，《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虽然是动画，但依然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令人尊敬的纪录片。迈克尔摩尔的电影，很多镜头据称都是摆拍和策划出来的（其间不乏阴谋），按理是违背了纪录片的准则，但是业界在摇摆之间仍然不能否认他拍的是纪录片，至少是因为他的电影靠真实的感觉来表达意见。而很多整天扛着摄像机跟在被访者屁股后面转的片子，因为缺乏有力的表达和对倾诉的渴求，或许只能算是素材片了。倒是应了英文Documentary的意思，一家之言。
本片另一个值得玩味的是主角（或曰导演）为什么会失去对大屠杀的记忆。刚推荐过的《第三种猩猩》里的解释是：大屠杀如同一次大规模的催眠，让无论是外界还是内部的人都呈现出一种逃避性的集体失语和失忆。之所以人类社会中的极大部分屠杀事件都被埋没在主流声音之外，是因为无论是对受害方还是第三方，都有足够的缘由保持沉默：对于屠杀幸存者来说，他们往往因为身边的人都死去而质疑自己为什么会活下来，相较于悲伤、害怕和愤怒，自我怀疑和愧疚反而是主导他们的情绪，所以他们一般会因羞愧而保持缄默；而对于第三方（如记者或联合国观察员）来说，大屠杀的反人性程度大大超越了他们的认知经验和道德体系，强大的震慑导致心理创伤，让他们选择逃避、沉默或否认。于是乎，Super Junior的演唱会视频可能一夜之间传遍全球，但在地球村某个角落正在发生的屠杀、种族灭绝等重大事件却因以上原因而很难通过主流话语体系而被世人所关注。唯一的例外就是二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因为受害者是全球最懂得舆论和宣传的民族之一。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虽然铁证如山，但想获得正式关注却难上加难，这是值得我们好好研究的。更莫提发生在我们所不了解的国家的更多的人间惨剧了。没看过本片的话，你知道黎巴嫩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吗？

    如果要说故事的开头，千年前的沙姆便已是一片辽阔的新月沃地。菲力士的后裔曾在这里安居乐业，有城邦，有海船，有炉灶里不灭的烟火。橄榄树下的阴凉水泉是造物主的恩赐，富庶的物产少不了旁从里觊觎者的垂涎，于是有米甸人，波斯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入侵——法兰克人击破耶路撒冷时，我们和你们的血交融在古都斯的沙地上，哭墙与圣寺在那一刻不分彼此。直到后来你们从远方回来，口中呼唤的闪族语言已经变味，你们用枪炮击碎我们惺忪的迷梦，在你们的应许之地上将推垮我们的房屋充作我们的坟茔。

    你们在书本里做着张大的梦，你们梦中的疆域是从尼罗河到底格里斯河。你们被人凌辱了太久，我们知道。可是不是每个从奴役中奋起的民族，都要从当初的加害者那里学来暴虐的恶习？沙特国王费萨尔曾经不解：“我们了解你们的遭遇，我们为我们兄弟的惨剧心痛。可为什么到头来付出代价的是无辜的巴勒斯坦？若被害者的赔偿，岂不是应该向加害者索取？”奥斯维辛的机构冰冷而精确，批量制造的死亡成为产业和效率。可当枪握在你们的手中你们做了什么？那些温馨的照明弹是我们悲壮的挽歌，马龙派民兵充当真正施暴者的鹰犬，拔出眼中钉肉中刺的时候，有撕裂的快感和你们侥幸脱罪的心安理得。
    
     你们当然会内疚，彼拉多的铜盆洗不净他沾满先知血液的毒手。你们会选择忘记，你们在枪火中被人围观着窘态，弹幕中的华尔兹是色厉内荏，是坚硬武装中一颗脆弱的心。也许在你们大写的生活中，我们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最终的消逝。你们似乎明白了变得强大的唯一方式是成为你曾经厌恶和恐惧的东西，于是我们善良的虚弱被履带轻易的碾碎，你们的行尸走肉在仿若子宫的静海里苏生，占据我们倒下的那片空寂的城市。拒绝回忆吧，懦夫。你们的心理学家将往事异化为案例，将案例归结于症状，将症状归结为可被修复的破损记忆，归结为虚假的，不存在的历史。这样我们就不是被你们杀死，没有被杀死，没有死。屠杀不存在，因为我们从未存在过。

    
    某个夜晚我看了你们的梦，爱之船上的烈焰会是我们共同的归宿。你会不会记得在一艘兵船上的清梦，也许在一个颇具喜感的下午，你终会把摇椅的怀抱中想象成母亲。心跳渐息，垂垂老矣，死前的你会不会祈求忏悔？为不存在的罪行忏悔，为心安理得的罪行忏悔，我们所欣喜的是你们中毕竟有忏悔的人，加害者的身份使他不安。但这不安如此虚弱，有什么用呢？我们早就不在了。早在二十年前的某日，我们已经惨死在你迷茫的梦里。

   回顾2008年的世界电影，有两部电影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一部是英国年轻导演史蒂夫•麦奎因的《饥饿》；另一部则是一部以色列的动画片《和巴什尔跳华尔兹》。它们的杰出在于能从一种独立、客观的视角中揭开那段被集体尘封的记忆，然后通过个体经历来重构历史话语，在痛苦的反思中抚平心灵的伤痕。对于英国，北爱尔兰是一个敏感又痛苦的记忆；对于以色列，贝鲁特大屠杀则是深埋于国家、民族灵魂中的潘多拉之盒。在电影中这个盒子被挖出，直到最后被打开。但它释放的却不是仇恨的力量，而是反思的勇气。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部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民族和解的希望，尽管它微弱、渺小，但对于一部电影来说，你还能要求它什么呢？
   《和巴什尔跳华尔兹》选择动画这种形式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尽管前年的《我在伊朗长大》已经足够惊艳了），但更让人折服的却是影片的主题。用动画形式包裹严肃主题对于习惯于好莱坞迪士尼式儿童动画的观众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你的视野稍微开阔一点就会发现从日本到西亚，从东欧到西欧，动画片从来就不是儿童的专利，动画形式常被导演用于作为表达思想、传达态度的媒介。主要原因在于动画相比真人拍摄的种种限制，它的表现空间更开阔、更自由。去年，当全世界都沉浸在皮克斯制造的机器人乌托邦中时，来自以色列的电影创作者们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没有虚幻爱情和光明结局，混淆善与恶、美与丑，夹杂血与泪、痛与恨的真实历史。在那里，战争中人性的异化、身份的错位、尊严的丧失交织成为一出彻头彻尾的现代悲剧。更让人不寒而栗的是，它不是发生在剧院里，而是真真实实地发生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皮克斯放眼太空用两位机器人去换取高票房，以色列人回望过去用一代人的伤痛来为民族赎罪。我不敢妄断两部作品的价值高低，我只能说在笑与哭中也许后者才能真正给人带来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
   在动画形式之中《和巴什尔跳华尔兹》还选择了纪录片的拍摄模式：通过一个丧失战争记忆的前士兵（现在是一个电影导演）寻访相关亲历者重组记忆的故事，来再现2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那位丧失记忆的主人公正是当代人对待历史的缩影呈现。一种强大的权力话语禁锢了这段历史，甚至连当事人也不例外。而突破这种权力话语的压制，正是影片主人公探寻真相的原因。影片导演借主人公的身份对照，表明了电影创作的真实意图。对于官方历史的重新建构，将历史的解释权还给历史的当事人，如同用巴赫金“狂欢节”式的文本书写，去抵制罗兰•巴特的“语言法西斯”。因此，电影中那场战争中的相关人员依次登场：从士兵到记者，用他们的亲身经历还原历史、重构历史。其实，任何站在当下的时空维度去对过去的探究都无异于刻舟求剑，任何记忆都不可能完全真实。电影中展现的那一段段梦魇般的记忆琐碎、个人，但当历史的当事人被重新推向历史前台，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间的矛盾顷刻展现，众生喧哗之中战争终于可以超越正义与非正义的层面被否定，个人经历终于可以跳出国家历史的束缚被承认，民族亦可于逃避与谎言中被救赎。
   影片暗示了一种令人深思的角色转换。电影最后记者提到了从贝鲁特难民营中走出的形容枯槁的生灵，高举双手、满脸恐惧，像极了那张摄于华沙犹太难民营的著名照片。曾经的受害者变成了施害者，历史总是如此充满“戏剧性”，常常让它的演员们无所适从。还有那个被抛弃的士兵在历经艰难之后，救他的竟然是抛弃他的那支部队，而他变成了抛弃战友独自逃命的懦夫。影片最后由动画影像变为真实影像远没有《辛德勒的名单》最后的黑白变彩色那般动人。相反，它将原本就压抑的空间进一步压缩，这就是赤裸裸的真相，没有一丝一毫的篡改空间。与之相比，《辛德勒的名单》的升华倒显得矫揉造作了。
   那段肆意疯狂的华尔兹，黑夜中徐徐下落的信号弹，大海中孤独前行的“爱之船”……一幅幅历史记忆不断呈现，那是战争亲历者们终身无法释怀的梦魇。无数的人体炸弹、汽车炸弹，一轮又一轮的大规模空袭，隔离墙两端对扔的石块……一幕幕现实惨剧不断上演。历史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现实就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要往伤口上撒盐了。解决之道在哪？电影告诉我们：不在现在，更不在未来，而是在过去。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重构现实；只有重构现实，才能希翼未来。一部真正的好电影是绝不满足于仅对历史做现实的重构，重构历史的真正目的在于关照现实世界，去对现实进行重构。用电影改变世界，这或许就是每一个怀抱电影梦的创作者的终极理想吧！我们也有理由相信，面对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电影也许可以做得更多。

    1982年9月14日下午4点10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一次重要
的会议正在长枪党总部大楼内举行。突然，“轰”地一声巨响，
一颗预先放置的200公斤重的炸弹爆炸了。顿时，会议室内烟雾弥
漫，血肉横飞，会议的主持人倒在血泊之中——年轻的黎巴嫩当
选总统贝希尔·杰马耶勒被炸死了。
    这一事件的第一个结果，便是以色列以此作为进兵贝鲁特的
借口。这正是以色列梦寐以求的，因为它正在寻找机会屠杀居住
在贝鲁特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早在3个月以前，以色列内部便
决定，假手黎巴嫩右翼民兵的极端分子来屠杀巴勒斯坦平民，其
借口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8月撤出贝鲁特后，还留下大约2000人
的游击战士，他们为“恢复和维持贝鲁特的秩序”，要“搜捕残
存的巴勒斯坦游击队”。现在，贝希尔·杰马耶勒之死正是实现
这一血腥计划的良机。然而，以色列人又怕遭受世界舆论进一步
的谴责，因此，他们自己在这场屠杀行动中尽量少出头露面。
    9月15日凌晨2点，以色列军队迅速开进西贝鲁特，将位于贝
鲁特西南部的夏蒂拉和萨布拉两个巴勒斯坦难民营团团包围。此
时，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平民正在酣睡，这些善良的人们没有料
到，人在梦中，祸来天外，一场惨血腥屠杀正在悄悄地向他们扑
来。
    9月15日下午，黎巴嫩右翼极端分子开始了军事运输，一辆辆
卡车由东贝鲁特向西贝鲁特南端的国际机场驶去。大约在同一时
间，由基督教长枪党分裂出去的另一个派系、同以色列结盟的哈
达德少校的士兵沿着以色列控制的道路也向机场进发。机场内设
立了一个叫做“行动室”的指挥部，一位以色列联络官担任着
“行动室”的副职。整个下午的时间，在难民营外的以色列部队
用密集的炮火向难民营轰击，夏蒂拉难民营的南端被破坏，这正
是刽子手们预定进入难民营的入口处。下午5点，大约1200人的队
伍在贝鲁特国际机场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集结。这支队伍沿着
预先画好的路标前进，这些路标每隔50码一个。路标一直通向难
民营前新的集合地点：科威特使馆所在地的十字路口。
    这时，以色列把大部分部队部署在夏蒂拉难民营的西边。他
们沿夏蒙大街至少摆下了12辆以上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他们还
在被炸的联合国机构的一座七层大楼的屋顶上设立了一个指挥
所，那里驻扎有带着双筒望远镜的士兵。在附近的一个高层建筑
物上又建立了一个观察站。从这两个地方可以俯瞰整个难民营。
在行动开始前，人们可以看到，以色列指挥官正在同右翼极端分
子进行磋商。血洗难民营的计划已经准备就绪。
    大约6点钟左右，以色列军队将一群右翼分子组成的队伍从南
门放入难民营，屠杀开始了。这时，以色列开始大炮支援。当夜
幕降临时，以色列入又开始发射照明弹，以色列的飞机也在头上
盘旋，施放了更多的照明弹，以照亮屠杀现场。6点半左右，枪声
代替了炮声，这表明巴勒斯坦的无辜平民正在一个个被杀戮。
    7点左右，一批巴勒斯坦人涌向位于两个难民营之间的加沙医
院寻求避难所。许多厉声尖叫的巴勒斯坦妇女跑出难民营，为他
们的孩子和丈夫呼救，但以色列士兵不予理睬。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
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
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
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
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几天以后，当国际红十字会人员
清理屠杀现场时，人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尸体从瓦砾堆中抬出，
遇害者呈现出的突然面临死亡的极度痛苦的面容，令人惊悸，令
人发指。一群群巴勒斯坦人围着一堆堆的尸体放声痛哭，人群中
不时传出凄厉的叫声，人们对亲人的惨遭杀害，痛苦万状。一些
幸存者后来回忆说：“16日那一夜这里简直是一座地狱，天空始
终没有黑下来，枪声始终没有停过，人们一直在尖叫。”
    9月17日上午，大屠杀的消息已经到处传开，难民营中充满了
恐怖，成群的难民离开加沙医院向北逃去，大约40名病人也跟着
这些难民一起逃走。这时，屠杀似乎暂时缓和下来，但是，凶手
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另一所医院阿卡医院。这个医院有4名医生打
着白旗离开医院，但是迎面扔来了一枚手榴弹，3名医生当场被炸
死。过了一会，一队刽子手来到医院，他们轮奸了一名19岁的巴
勒斯坦女护士，然后将她杀死。另有2名巴勒斯坦医生被带出医
院，不知去向。从难民营的地上留下的痕迹判断，一些士兵是靠
着墙，一边品尝着小吃、吸着烟，一边杀人取乐的。地上留下了
一些食品箱。
    17日下午，凶手们开始掩盖罪行。3点左右，一辆推土机出现
在夏蒂拉的大街上，推土机的铲子上堆满了尸体。夏蒂拉难民营
的入口处，匆忙堆积起90具尸体，尸体之间夹杂着碎石破砖。有
些巴勒斯坦平民就是在推土机夷平房屋时被砸死在房内的。与此
同时，几辆推土机从萨布拉难民营隆隆地开出来，难民营的西墙
外已经掘了一个大坟坑，成批的尸体就这样埋在坑内。这里距以
色列的指挥所仅有100米左右。
    9月18日上午，在掩盖罪行的同时，屠杀仍继续进行，一直持
续到10点半左右，那时一队以色列士兵刚刚开进难民营，此时已
经再无可以屠杀的人了。持续了整整40个小时的屠杀造成的死亡
人数至今无法确切统计，有的说1000人，有的说1500人，还有的
说达数千人。

当阿巴斯和马吉德马基迪慢慢淡出国人的谈资时，中东电影在前几年略显沉寂。似乎中东电影人慢慢将关注点从民族自身对个体灵魂救赎的探讨和对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思考中移开，渐渐转向在全球语境下，对个人命运的复杂变迁和民族间重大事件的反思，而体现这些特点的，恰恰是两部极具风格的动画电影，一部是《我在伊朗长大》，另一部就是《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不知道后者受前者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在电影表现手法上来看，浓郁厚重的版画风格确实如出一辙。

一位参加黎巴嫩战争的前以色列军人竟然遗失了二十年前那段战争的所有记忆，于是他寻访遍当年的战友和与之相关的其他人，以期重构那段遗失的记忆。这像极了罗生门的故事，战友们各自的叙述前后交叠、错位、断裂，虽然勉强在最后拼凑成一个关于战争的支离破碎的“故事”，但是似乎已经没有可靠可言。

记忆是活的，它会随着人的成长和经历而带有选择性，但我绝不相信记忆由于痛苦而“自杀”，选择遗忘可以理解，而彻底遗失却不可宽恕。个人在民族冲突的强大张力撕扯下的自我保护以致病理学层面的记忆自动遗弃？达尔文进化论应该也不会赞成这样的观点，一个忘记自己过去存在的民族中的个体是弱者，如果连这样的承受能力都无，那尽早淘汰。所以在我看来，这部片子的主角全无魅力可言，他只是充当了一位无能的线索人物，奔波于世界各地，将“故事”呈现给观者。

战争有多可怕？它可怕的地方在于人类在其中失去了理智进而在旁观者看来是情感泯灭。战争双方的个体全是受害者，有多少人是真正相信战争的作用而“为国捐躯”的？战场上的年轻人不是狂热地信仰武力，他们是在嬉笑间的年纪突然被推向战场，而处于极端状态下的个体丧失了选择权，这就是战争“非人”的所在，它让人彻底忘记了自己是有自由选择权的“人”。影片中有一段令人深思，一位战地记者回忆自己当时随军时，是将战争当成一张张定格的新闻照片：废墟、战死的战士、炮弹横飞的天空……直到他看到贝鲁特跑马场被屠杀的马匹，血流成河，被腐食者包围，奄奄一息。他想：那些马是无辜的，为什么要杀死它们？多么讽刺，一个战争中的人直到看到垂垂将死的马匹才动了善心，想到“无辜”二字，那是多么可悲和令人绝望的状态。战争的状态已经让人变得麻木，将杀人当成常态，而直到看到动物死亡才能重新唤起心底的怜悯，这很可怕。

再谈到这场屠杀本身，这让我对民族的“失忆”再次感到无言，我不知道巴以冲突这段渊源有多深，是否要追寻到“创世纪”，但是我明白中国有一句老话——将心比己。作为犹太人，刚刚挣脱二战种族灭绝的命运，奥斯维辛集中营的阴霾应该还笼罩在心头，可是一转眼功夫，有美国撑腰的以色列就转而对付巴勒斯坦，贝鲁特难民营的无辜难民不就是昨天的“自己”么？为何他们下得了手？！战后以色列国的国土是中东国家的，以色列人民的生活水平相比巴勒斯坦还要高点儿，他们住着洋房为何还时时觊觎别人破烂不堪的难民营？他们知道自己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为何还要用炮弹和坦克践踏别人的生命和尊严？这种失忆不可饶恕，在这场过去和现在持续进行的战争中，我因为以色列的过去而更加谴责这个国家和民族。

当影片最后，画面从动画转为纪录，那些哭天抢地的巴勒斯坦妇女继续哭天抢地……她们应该在嚎啕安拉是否真的存在，他为何忍心让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发生。故事除了谴责应该没有了别的力量，何况站在罗生门口的人们，全是彷徨。

赏心悦目的画面，精巧的镜头调度，畅顺自然的动画，一流的覌赏经验；纯熟的电影语言，充满了丰富联想的隠喩，可供影评人写上几万字的叙事。

但它摆脱不了苍白的内涵，在充满艺术化的造形下面的僵化创伤，不愿愈合的伤口。

电影所叙的是一段过去的重构，几个以色列军人，对于1982年贝鲁特萨布拉‧夏蒂拉难民营大屠杀的遗忘和回忆。这也是一部自传，导演Ari Folman以色列人，写的就是自己。他在当年前参与了这场战争，二十年后，因重复的恶梦勾起了某些回想，驱使他往寻昔日的战友，重建那不知道为什么失去了的过去片段。

作为失忆者，主角患了创伤后心理障碍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因巨大的创伤产生自我保护机制，自行忘却那段创伤的记忆。所以，导演／主角受过创伤，也是受害者。受害者重拾记忆，是心理康复的重要过程，拍电影就是治疗，主角说。

讽剌的是，以色列军队是中东地区最强者，黎巴嫰战争的唯一正规军。如果他们也是大屠杀的受害者，那谁是罪魁祸首？谁还能有这个实力？以色列人所创伤者，会不会是身为强者而无法保护近在身旁的老弱妇孺？不，失忆者既是受害人，电影没有顕出自咎，只有隠约地指出上层指挥官的默许，下层部队的无奈，然后止于此。

以色列近代史总是以受害者自居，老战友问主角：巴勒斯坦难民营有没有让你联想到纳粹集中营？这道出了以色列的集体回忆是如何牢固地凝定在受害者自居。是否以色列人只能在自己的痛苦中才能同感到别人的痛？

屠杀事件中以色列领导层的默许非常明显，以军在屠杀的晚上一直发射照明弹。主角在屠杀者长枪党枪手撤出后进入难民营，看到卷发小孩的尸体，年纪和他女儿相若；然后发现四处都是尸体，有些地方，尸体堆叠到胸口高。画面转到真实新闻片段，巴勒斯坦妇女号啕大哭，电影到这里，戞然而止。导演还是未能流泪，只能透过别人的泪水表达悲伤。

「创伤不但不会创造自由，对于他者和分裂与悬荡的自我碎裂也未能采取敞开，而是会引向回然不同的碎裂──用佛洛伊德自己的说法，一种具毁灭性也同时让身分故步自封，朝向完全不同的路：走往教条、胁迫与强迫形式之信仰的危险。我们是否冒着将身分的瑕疪与裂痕理想化的危险？片断可能产生僵化，就如同一个民族可能会因历史异化，不但不播散本身，反而开始欲挖掘历史以便正当化国家暴力。」──贾柯琳‧萝思Jacqueline Ross（2003），“回应萨依德”，收录于爱德华‧萨依德（2003），“佛洛伊德与非欧裔”

可惜心理分析不能治疗子弹穿过至爱亲人身体那种痛，26年后的迦萨，恶梦一再撕开未愈的伤口。



背景资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bra_and_Shatila_massacre

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简介（纪念若雪巴勒斯坦资讯网）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

刻意被遗忘的回忆，也许是一种政府行为：
     以色列最高法院15日作出裁决，考虑到政府的意见，法院不同意对1982年黎巴嫩大屠杀调查报告进行解密。新华网

但是屠杀的参与者并不一定等同于政府。在事发当时，政府的存在也许只是在几百公里外某幢大楼里边吃着丰盛早餐边开电话会议的秃顶发福中年男人。政府的存在也许只是简单的几声令下：开火！轰炸！坦克压过去！有时是无所谓的一句陈述词：一切都在我军控制之下，没什么好恐慌的。而军队，作为代表政府的符号，是由一个个鲜活的身体组成的。他们要直接或间接屠杀的，也是与他们多少有些共同点的鲜活的身体。那么，他们为什么也要甩开这段记忆？

年轻英俊的以色列小伙子Folman应招入伍前，刚刚被女朋友甩掉。在奔赴黎巴嫩的直升飞机上，他脑中唯一的念头：“如果我战死沙场，她会后悔一辈子。”而他的战友更加浪漫，觉得黎巴嫩之行就如同一场战争主题的异国旅行，没什么好可怕，只不过是亲身经历了一场电影。但是战友二十年后为什么每天晚上都在噩梦中被26只恶犬追杀？几个月来每天都在同样的梦中惊醒，却不记得二十年前到底发生过什么。而二十年后的Folman呢，他自己又记得那场屠杀吗？如果他脑中一片空白，那是为什么？

Waltz with Bashir（《与贾梅耶跳华尔兹》）是以色列导演Ari Folman的第三部电影，也是一部半自传体的动画纪录片。Folman在以军服役期间被送往了黎巴嫩战场。突然有一天他回想起二十年前的那场战争的时候，却发现自己什么也不记得了了。他于是开始竭尽全力的搜索记忆，从认识的人，到不认识的人，从曾经一起服役过的兵，到心理医生。大多数时候，如同电影中梦幻的漫画笔触一样，这段记忆之旅显得那么不真实。枪声和肉体的消亡，都仿佛只是异世界光年外传来的回响。年轻的他，面目模糊，也许不是他……也许与他无关，也许与像我这样的观众无关……

但是当回忆的图像逐渐完整，记忆中消亡的肉体也逐渐写实。直到最后一刻，熟悉感袭来，一切的一切，都重新连接起来。直到这个时候，黑暗来袭……

“經過整整40個小時的血腥殺戮，在兩個難民營的廢墟上，血流成河，屍橫遍野。”
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Sabra and Shatila Massacre简介（纪念若雪巴勒斯坦资讯网）

“屠杀持续了一夜。两个难民营成了大屠场，成千的男女老幼的尸体横七竖八，有的倒在街上，有的被杀在家里。一些男人被捆绑着，拴在一起押在卡车上拖走，有的青年被割去了生殖器，有的喉管被割断，有的奶头被割掉，还有人头颅被砍掉，有的妇女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婴儿死去……”
1982年9月15日贝鲁特大屠杀（网易新闻频道）

问题是到底要多坚强，才能面对这种黑暗？

张纯如在研究南京大屠杀和美国铁路华工的时候曾经遇见过这样的黑暗。那像黑洞一样，吸走了她的光芒，她选择了死亡。回忆的刀子，可以杀死你。

更多人，比如行行色色的Folman们、文革的亲历者们，选择绕道而行，以忘却装点生活的光明。逃脱不了记忆的人也许是少数，像摄影师Antonin Kratochvil镜头下的朝鲜战场退役老兵Chris Walker。因为朝鲜战场的记忆太骇人，他试图饱食至撑死，结果变成一个大胖子，身体和床长在一起。Chris Walker被马戏团收留，号称是“世界上最胖的人”放在一间玻璃屋里，赤裸着身体供游人观赏。也许那时围观他的人并不知道，他的肥肉是他编织的一张安全网。这张网把黑暗挡在身后，困在其中他便可以暂时忘却记忆。

Waltz with Bashir的背景音乐里有一首颇为讽刺的歌，叫做Beirut，由以色列音乐人Ze'ev Tene作词。电影里的士兵用希伯来语高歌勇进：“I bombed Beirut! I bombed Beirut everyday!” 原唱是加州的另类摇滚band CAKE，原歌名叫做：“I bombed Korea!” 这首歌当然还可以改成：“I bombed Iraq!”或者"I bombed Georgia!" 等等等等……扫射，是没有目的的，你看不见你炸的是谁。只是一个笼统的名字“敌人”。对于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年轻士兵，关于目的地的游客式的幻想，便足以掩盖起初的挣扎与恐惧。但之后呢，当在那些身心上保护他们的坦克被炸掉，当他们不得不面对真实的血液和尸体、哭泣和哀号前的时候呢？

历史在不断重复，回忆，因为人们对黑暗的恐惧，而在不断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