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往事1984

戴锦华借助麦茨的组合段理论所做的分析，现引用如下：

      或许借助克·麦茨的大组合段理论[简称SP，见麦茨《电影语言》]，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考察一下《美国往事》这部长达3小时40分钟影片(欧洲版)的颇为繁复的叙事及意义结构。
　　
        1．序幕 非时序组合段 1993年，禁酒令废除之夜，警匪追杀青年努得尔斯。(插入段落：三兄弟暴尸雨夜街头。插入镜头：告密者的电话。)努得尔斯出走他乡。(场景1～14)
　　2．顺时叙事组合段 1968年，老人努得尔斯被神秘的迁墓通知召回，与莫胖子相会。(场景15～18)
　　3．段落 1921年，少年努得尔斯在莫胖子餐馆窥视黛布拉习舞，被后者抢白。(场景19～21)
　　4．场景 努得尔斯带领小兄弟替地霸巴格西烧毁报亭。(场景22)
　　5．小兄弟们欲抢劫一个醉汉，为刚刚到达的麦克斯捷足先登。(场景23～24)。
　　6．插曲式段落 努得尔斯在厕所中读书，与洗衣女佩姬纠缠。(场景25)
　　7．段落 努得尔斯街头遇麦克斯，结为好友。(场景26)
　　8．插曲式段落 帕特里克与佩姬。(场景27～28)
　　9．段落 努得尔斯、麦克斯“捉奸”、敲诈巡官、“接管”佩姬。(场景29)
　　10．段落 周日，努得尔斯与黛布拉约会，为麦克斯所打断。(场景30～31)
　　11．段落 麦克斯、努得尔斯被巴格西及打手威胁、殴打。(场景32)
　　12．场景 黛布拉将努得尔斯拒之门外。(场景33)
　　13．段落 麦克斯、努得尔斯参与贩私酒，并获成功。(场景34～35)
　　14．段落 麦克斯建立基金。(场景36～37)
　　15．与巴格西火并，多米尼克被杀，努得尔斯杀死巴格西，因之入狱，麦克斯等送别。(场景38～39)
　　16．组合段 1968年，努得尔斯造访新墓，在原存放基金处复得巨款及一纸语焉不详的“合同”。(场景40～42)
　　17．组合段 1933年，努得尔斯出狱。与麦克斯等相聚，与黛布拉重逢，结识“弗兰基”及约翰。(场景43～47)
　　18．组合段 钻石劫案(努得尔斯强奸卡萝)。追杀约翰。努得尔斯对此的反应。(场景48～53)
　　19．场景 1968年，努得尔斯在酒吧电视中看到地方工会主席奥康纳，得知贝利部长一案。(场景54)
　　20．交替叙事组合段 1933年，受雇政客保护工运领袖奥康纳。警察局插手镇压。麦克斯等以局长独子为人质。插曲：遇卡萝。(场景54～58)
　　21．插曲式组合段 努得尔斯与黛布拉约会。后者欲前往好莱坞，努得尔斯在绝望中强奸了她。黛布拉离去。(场景59～63)
　　22．继续协助工会领袖。与麦克斯发生争执，同往佛罗里达。(场景64～70)
　　23．场景 麦克斯执意抢劫联邦储备银行。(场景71)
　　24．场景 努得尔斯与卡萝共谋。(场景72)
　　25．组合段 解除禁酒令之夜。麦克斯准备行动。努得尔斯告密。(场景73～78)
　　26．场景 1968年，慈善院访卡萝。(场景79)
　　27．组合段 造访黛布拉，获知谜底。(场景80～81)
　　28．非时序组合段 与麦克斯/贝利部长重逢。插入：1921年的回忆。贝利自戕。努得尔斯恍若回到1933年禁酒令解除之夜。(场景82～85)
　　29．尾声 场景 1933年，中国剧院。(场景86)

　　从这一组合段分析中不难看出，《美国往事》是一部极为典型的时空交错结构的影片。时空交错，却不是所谓的心理或意识流结构。影片在主人公努得尔斯的现实行为线，1968年的还乡之行中，依据他的心理线索，复原出一段往事。事实上，这段往事由极为完整的1921年和1933年两大时间段组成。不同于《野草莓》或《八部半》[《野草莓》为瑞典导演伯格曼的名片，《八部半》为意大利导演费里尼的名片。均为时空交错的心理结构]，影片中的情节线索可以复原为线性的顺时叙事链。然而正是这一颇为繁复的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以一种往事如烟、劫数难逃的忧伤与创楚的情调点染在昔日岁月的追忆之上，同时强化了现实行为线的叙事张力与悬念。更为重要的是，时空交错结构使观者产生了伴随努得尔斯穿越47年漫漫人生的心理体验。而实际上，影片所呈现出的“美国往事”，只是努得尔斯关于1921年、1933年的两段极为短暂而集中的记忆。叙事人从中略去了努得尔斯12年的铁窗生涯与35年的流亡岁月。换言之，影片中努得尔斯的“全部”记忆都围绕着麦克斯，以和麦克斯共度为前提。如果说，这并不真正是努得尔斯的全部记忆，却至少是他全部有价值的记忆。对于努得尔斯来说，麦克斯不在的日子，只是苟活与偷生而已。于是，这个由努得尔斯的、电影式的自知视点构成的故事，便从某种意义上成了一个由旁知视点提供的关于麦克斯的故事。

       而影片正是在这一有着双重主人公的人称叙事中，建立起经典电影的“类比结构与独立结构之间的对话”，即“作为人物的观察与对人物的观察之间的对话”[〔美〕尼克·布朗：《故事与描述》，《电影叙事修辞》，新泽西大学出版社，1981]。这不仅在于电影中的第一人称自知视点的叙事，永远是对主观型第一人称与客观型第三人称的混用——摄影机不可能《湖上艳尸》[《湖上艳尸》，美国，1936。片中尝试第一人称电影叙事，以摄影机镜头代替主人公的眼睛来观察、呈现一切。影片在评论及票房上均遭失败]式地完全取代主人公/叙事人的眼睛，而是在主观型第一人称/视点镜头/类比结构与客观型第三人称/对人物及空间环境的呈现/独立结构的编织间展开。因此，一部影片中的拟想观众(或称“文本中的观众”[〔美〕尼克·布朗：《文本中的观众》，新泽西大学出版社，1981，译文刊于《当代电影》，1989年第3期])的位置，并不是单纯地由人物的视点与摄影机机位所决定或制约的，他常常更像是同时身置多处的梦中人，一个多元化的主体[〔美〕尼克·布朗：《本文中的观众》，新泽西大学出版社，1981。译文刊于《当代电影》，1989年第3期]。而在《美国往事》中，类比结构与独立结构间的对话不仅是经典电影的基本叙事语言，而且是影片重要的修辞手段，是这部影片最为迷人与最具魅惑之处。事实上，这是一部关于背叛与出卖的故事，而直到第27组合段，观众始终被有力而有效地组织在努得尔斯的人称及视点叙事之中。于是，直到影片结束之前，观众所体验到的，都是一个江湖之上生死同心的友情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影片中的类比结构展示了努得尔斯的心灵视点。最为典型的一例，是组合段23，在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中，麦克斯独自漫步在景深处的海边，画框如同无形的牢笼，将麦克斯呈现为疯狂的困兽。背景是不甚明澈的海天、低飞的海鸥，海风鼓动着麦克斯白色的绸衣，使他的形象显得单薄、绝望而无助。实际上，这是麦克斯的“大满贯行动”的序曲、他“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行动”的正式实施。而对于他现实的也是心灵的最大障碍——努得尔斯，这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表演。而影片中的独立结构则是一个客观的呈现，始终将无情的现实展现在观众面前。但是，必须等到努得尔斯还乡行的终点，他的记忆被颠覆、一生遭改写之时，真相才在观众的回溯中依稀显现。

　　事实上，影片中每一个重要的大组合段，都包含着一个麦克斯对努得尔斯的戏弄、操纵、欺骗或背叛的事件，而每一个组合段的终结处都呈现为一个经典的、回肠荡气的男性情谊的场景(组合段7、11、15、18、22)。于是，电影叙事人借助努得尔斯作为空间、视觉、意义的中心将真相成功地包裹、遮蔽起来，使观众如努得尔斯一样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始终置身于心灵的幻象或曰真实之中。极明显的一例，是当少年努得尔斯第一次得到机会接近了他的女神黛布拉，而且显然是高傲的姑娘主动示爱，却为麦克斯所窥视，并以极为无赖的方式打断，但接下来，是他们被恶棍巴格西威胁、殴打。当歹徒扬长而去，在俯拍镜头中，两个满脸是血的孩子倒在穷街陋巷的地上，向对方爬去，艰难地试图将手拉在一起。这一生死与共的情境不仅使观众遗忘并原谅了此前的麦克斯，而且使我们忽略了此后的场景：黛布拉隐忍着满眶的泪水，拒绝为受伤的努得尔斯打开房门——不久前，这门曾对努得尔斯敞开。而在1933年的诸段落中，努得尔斯与麦克斯的分歧与冲突不断发生，但每一次友谊的表象都成功地弥合了裂痕。钻石抢劫一场，满怀厌恶的努得尔斯将汽车冲过码头、开入水中，可结尾处却是四兄弟浮出水面相视欢笑。当努得尔斯与麦克斯的分歧加剧，雇佣他们的政客明确地提到了“清洗”之后，努得尔斯愤而出走，但就在他所乘的电梯刚刚到达底层时，另一架电梯的灯亮了，铁门开启处，麦克斯走了出来，他几乎是不好意思地说：“嘿，我考虑过了，我也去佛罗里达。”这令人会心一笑的场景似乎告诉人们，即使是人生准则的分歧，也无法离间这对至交好友。但在影像的独立结构中，我们不仅分享了摄影机对努得尔斯的观察，而且实际上部分获知了独立于努得尔斯心路里程之外的事实真相。在组合段13贩私酒成功一景中，我们看到浮出水面的努得尔斯急虑地呼喊着麦克斯，并认同于前者对后者的担忧，但在此时，画面左上方一只划水的手臂正接近船，那无疑是麦克斯。而前面论及的组合段22，当努得尔斯、麦克斯分别由两架电梯中走出，相逢在大厅中时，一个身着黑色皮衣、皮礼帽的男人正从画面下缘入画，注意到努得尔斯之后，他立刻躲闪在两架电梯中间，我们看到的始终是一个黑色的背影。在视觉层面上，这个背影作为画面中心的一个黑色块，间隔在努得尔斯、麦克斯之间，喻示着两人的貌合神离。在叙事层面上，这个黑衣人无疑是麦克斯卑鄙计划中的一个同谋。但是一如努得尔斯，我们在努得尔斯心路的认同中，忽略了这些蛛丝马迹。

　　尽管这是一个关于欺骗与背叛的故事，但叙事人并未将努得尔斯呈现为一个愚忠者或弱智儿，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洞察着事实与真相。他甚至明确地推断出麦克斯的行为逻辑：“今天他们雇你去杀掉约翰，明天也许会让我来杀掉你。也许你能这样做，我可不行。”他同样看清了麦克斯不断膨胀的野心，他讥讽一心做人上人的黛布拉：“我从你嘴里听到了麦克斯的声音。”他甚至告诉麦克斯：“什么时候想清洗我，通知一声。”但他对麦克斯的洞察不可能超越兄弟情谊的神话。他永远不可能想像的是，当清洗降临的时候，不会有“通知”，不会有预警，甚至在麦克斯的大行动实施前片刻，在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中，仍是麦克斯三兄弟拥抱在一起、共赴凶险的情境。当他面对这一事实的时候，它仍包裹着“生不同时，死当同穴”的表象。在序幕的滂沱大雨中，麦克斯三兄弟的尸体并排暴尸街头(一如麦克斯所说：“泪水迷住了你的眼睛，你没看清被打死躺在街上的不是我。你太痛苦了，以至于无法认出我。”和努得尔斯一样，在这一时刻，观众也必然忽视了那具被挂上“麦克斯”识别牌的尸体，只是一个面目烧焦的不明死者)。在豪华墓室里，作为努得尔斯视点的平移镜头依次展现出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的铭文：死期为同一年份，同一时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似乎除了努得尔斯，他们都以骤死于华年的事实实践了友谊的承诺，只有努得尔斯是一个卑怯的苟活者——直到另一个借尸还魂的生者露面。

        影片中另一个重要的叙事修辞策略，是将麦克斯的视点存在有效地隐藏在努得尔斯的第一人称叙事之中。在影片的观片过程中，人们毫不怀疑，一如原作，这是一部“自传体”影片。故事的讲述、事件的呈现，都不仅内在地限定在努得尔斯的视点(目击、在场)之中[参见笔者：《电影与视点叙事》，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函授教材。笔者认为电影中的人称叙事所呈现的场景必须以此人物在场、目击为前提]，而且作为努得尔斯的回忆，它还为努得尔斯的忧伤、追忆之情所浸染。事实上，这只是影像的类比结构所呈现的，而在影像的独立结构中，始终存在着麦克斯的视点镜头，在一些重要的场景中，是麦克斯而不是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充当了叙事的施动(agent)者。早在麦克斯第一次闯入了努得尔斯的世界，叙事人已将优越视点赋予了麦克斯：一个由高处——麦克斯所在的马车顶端俯拍的视点镜头，将努得尔斯和他的小兄弟呈现为一群鬼鬼祟祟、难成大器的街头游荡儿。与此同时，麦克斯、努得尔斯间俯仰拍的对切镜头，已然确认了未来的权力与位置关系。而努得尔斯与黛布拉第一次约会这个极为隐秘的场景则暴露在窥视者麦克斯的目击之下。

　　在组合段15中，20世纪20年代故事的结束处，隐含着一个重要镜头段落，其中包含了一个视点镜头的反转[参见笔者：《对切镜头与电影叙事》，《电影创作》1991年第3期。笔者认为在电影叙事中视点镜头的分配，一如福科所论述的，是社会生活中话语权力的分配；换言之，电影中的视点权和话语权的等价物。]。在押解努得尔斯的囚车缓缓驶过街角的全景陈述镜头之后，是囚车铁窗后努得尔斯的近景镜头，他依恋地望着窗外的远方。反打为他的大远景视点镜头，在监狱对面的高墙下，麦斯三兄弟站立在那里，莫胖子也匆匆赶来。再次切换为努得尔斯的近景，他含着泪，努力对朋友们展露出一个微笑。视点/反打：摄影机缓缓地平移拍摄远景中四个患难兄弟，努得尔斯的一次无限深情的凝望与饱含留恋的告别。第三次出现努得尔斯的近景，他抬起手向朋友们挥别。再次反打为远景中麦克斯等人时，画面以囚车铁窗和努得尔斯挥别的手为前景。但接下来，却是全景中的囚车，似乎是一个客观的陈述镜头。可此后麦克斯的近景，却将前一镜头定义为麦克斯的视点。反打：囚车缓缓驶入了监狱，沉重的铁门似乎在我们的面前关闭了。再次切换为麦克斯的近景，同时摄影机渐渐推为大特写。在这一颇长的镜头中，麦克斯若有所悟地抬起眼睛，将目光投向远方的未知处。这不仅是一个视点反转的时刻，也是意义反转的时刻，同时是麦克斯心路历程的转折点。在这一时刻，麦克斯从努得尔斯的遭遇中否定了街头小流氓/黑帮强盗的道路，这条路只有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巴格西般地暴尸街头，一个是努得尔斯般地锒铛入狱。这无疑是电影叙事人、影像的独立镜头的特定呈现：因为此时，叙境中的叙事人/努得尔斯已不在现场，他已被关闭在铁门背后，这扇门要到12年后才会对他开启。然而这一明显的麦克斯视点镜头，再度被成功地遮蔽在文本之中。接下来，是仰拍镜头中白色大理石墓室上的金色铭文：“你们年轻而强壮的人将倒在刀剑之下。”似乎是前一个镜头中麦克斯的视阈。但镜头反打，画面呈现出1968年老迈的努得尔斯，他百感交集地仰视着铭文。

　　而更为更要的一场，是悲剧的解除禁酒令之夜(组合段25)。事实上，这一段落是以麦克斯的大特写镜头开始的。在这一镜头中，麦克斯的面孔大部分隐没在阴影中，只有他的双眼冷酷地闪烁着。这一段落的视觉叙事，建立三个人彼此交错、而又彼此回避的目光。首先是焦虑而负疚的努得尔斯，他拒绝与任何人交换视线。为了实践生死同心的诺言，为了救他“沦入疯狂”的朋友，他必须去做他最为不耻的勾当：向警察告密。其次是卡萝焦虑、尽力掩饰的目光，她一次次地将目光投向努得尔斯，敦促他去做他“应做”的事情。而最为重要的，是麦克斯敏锐而似乎若无其事的目光，努得尔斯和卡萝两人的目光与行为始终在这目光的监视、控制之中。麦克斯如同一个导演，在监督着这一剧目的每一个细节的执行。事实上，甚至努得尔斯与卡萝的共谋、努得尔斯的告密，都是麦克斯行动与计划的一部分。卡萝正是从他微妙的暗示中获得了“灵感”，从而向努得尔斯提出建议的。(所谓“我是从你的朋友那里得到这个主意的。他老是取笑你，说你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尿湿了裤子，说你总是想尽办法让警察戒备，好搞不成这次行动。”)于是，通过努得尔斯，麦克斯将不露一丝痕迹地假借警察之手消灭他的全部同伴，夺取他们的财产，同时成功地“消灭”私酒贩子、黑帮麦克斯，以便他能改头换面、平步青云。而在这一段落中，正是卡萝的目光遮避了麦克斯的视点以及他真正的动机。此刻，观众在努得尔斯的视点及影像的独立结构的认同中，倾向于将麦克斯的目光指认为某种疑虑。实际上，当努得尔斯痛下决心，走向办公室的时候，是麦克斯的目光目送着他，直到他带上了身后的房门。一直等到时间足够充裕之后，麦克斯才去敲门，他走进房间，似乎随手将努得尔斯慌乱中挂反了的电话听筒摆正。此时，他完全放心了：一切已万无一失。影片《美国往事》由此成就了一部迷人的故事，一个关于美国的神话，同时成为了对美国神话的拆解。

【我来小分析一下《美国往事》里的性行为】

看来，我得把“补充一条”挪到最前边了：我也可以很煽情地表扬男人们的热血、友谊、仗义、等等。但别人早就这样做过很多次了。我想，我还不如找个新角度补缺捡漏呢。如果你想看煽情范儿的，搜一下其他评论吧，别跟这儿批判我狭隘、淫荡、功利、等等。

都少冤枉我。谢谢。

不服不忿请自己去写该片影评，自重，勿在此帖犯贱，谢谢。

另外推荐两本书：《自私的基因》《性趣探秘》，不用谢。

=========正式开始===========


人物：
　　
我们知道，导演用男主角面条的回忆和感觉，串起了1921，1933，1968三个年份的时间碎片。
　　
先看男人。
　　
根据棺材上的生卒日期我们了解：
　　
大反派麦克斯。
　　
生于1905年，1921年他16岁，聪明伶俐，诡计多端。认识了主角面条为首的一伙小混混之后，他们开始靠运输私酒积累财富。
　　
1933年禁酒令解除，在寻找新出路的过程中，麦克斯升级为真正的坏蛋Bata2.0版，出卖哥们并诈死，开始从黑社会向政客转型。

1968年麦克斯已经是贝利秘书长，身陷丑闻，还不老实，妄图再次利用兄弟，兄弟没上当，他好像就跳进垃圾粉碎车自杀了。我不相信他会自杀。坏人必须跟某部黄飞鸿还是方世玉里边那个没有眉毛的马宁儿一样顽抗到底,诈死又复活，真死再诈尸。

主角面条。
　　
21年的时候，他看起来比麦克斯矮一些，又明显比另外的团伙成员年龄大，我认为他应该15岁，比麦克斯小一岁。
　　
主角么，性格经历都挺复杂，我个人认为去掉皮毛，可以用“一个混混”或a loser来概括他。
　　
帕特里克和斜眼。
　　
两个跟班儿，单纯又凶残，棺材上写得清楚，他俩都生于1907年，死于1933年，都是26岁。被出卖的两坨炮灰。
　　
其中帕特里克小时候曾试图用一块奶油蛋糕交换女孩的身体，可等候女孩洗澡的过程中忍不住把蛋糕一指头一指头蘸着吃掉了，很可爱。
　　
斜眼在性上没什么表现，最明显的特征是总吹排箫。
　　
多米尼克。
　　
团伙里最小的一个，21年死的时候不算少年只能算儿童，看起来大概9岁到12岁的样子，被仇家的子弹打中，只茫然地说了句“我滑到了”就死在面条的怀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小孩子从没想过关于死亡的问题，甚至对死亡还没有概念。
　　
他长得很漂亮，红脸蛋，长睫毛，正太控看见就想给丫推倒的那种，他死我都哭了。当然，我不是正太控，我只是母性爆发的育龄妇女，替他妈妈感到伤心。
　　
他的死很重要，面条立刻冲出去刺死仇家给他报仇，顺手连前来执法的警察都干掉了，而麦克斯只是躲在旁边看，眼神中满是对面条的羡慕和嫉妒。无论在事情发生的一瞬间，面条义薄云天的高大形象多么令麦克斯自惭形秽，但毫无疑问，政客素质让麦克斯脱险，而面条却在混混本能的指挥下入狱十二年。
　　
肥莫。
　　
在我看来只起交代线索的作用，没什么可细琢磨的。
　　
然后再《美国往事》里的四个女性角色。
　　
伊娃。
　　
金发。仅在33年出现。刚出场就被打死，据说是个妓*女，但片儿里看她只跟面条一个男的好，是面条忠贞不二的情妇，痴情得都没个妓*女样，一点都不放*荡，死也是被面条连累的。
　　
在我看来，这个角色对推动故事发展几乎没什么作用，既然《美国往事》是由哈利.格雷徳在纽约监狱里根据自己禁酒时期的经历写的自传体小说《流氓》改编的，那我们可以认为实际上是有这么个倒霉蛋存在，所以她就出现在了电影里。
　　
佩姬。
　　
红色头发。21年她是个泼辣的小婊子，小面条跟她商量今天干明天再付钱，她说“不赊账，你敢硬上我现在就拉在裤子里。”很凶悍。后来小团伙拍了警察嫖她的照片勒索警察付嫖资，面条和麦克斯才轮流上了她，面条和麦克斯都是第一次，根据淫*乱现场的对话我们可以判断，面条是个粗鲁性急的人，所以佩姬指导他“慢慢来，这样搞你很快就没劲儿了。”虽然麦克斯也是处男，但他就可以一边看面条和佩姬搞，一边冷静的跟警察谈判，这就是大坏蛋的素质，这就是大坏蛋跟小混混的区别，等面条搞完麦克斯才上，不知道是不是硬太久以至于有点不举，佩姬安慰他“第一次都这样，别紧张”。
　　
当然，没钱给她奶油蛋糕她也会跟你亲热，所以到了33年她吃成了个胖婊子，面条拍着她的大奶子说，“太多生奶油了”，而她大笑说，“我涨价了，价钱以镑计算。”她还兼职面条和麦克斯团伙的会计，帮他们记账分赃什么的。
　　
只看21年的部分，《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于北蓓除不收钱外都和佩姬对应得严丝合缝。
　　
卡洛。
　　
金发。卡洛在33年和68年出现。先被面条搞，后来跟了麦克斯。
　　
33年，卡洛串通面条-麦克斯团伙抢自己丈夫的钻石，抢劫过程中，面条、麦克斯、帕特里克和斜眼都蒙面，卡洛顺手拽住面条，自找强*奸，说是这样可以让她丈夫不怀疑自己是内鬼。纯属借口，很明显她有受虐倾向。那都蒙着面她为什么不拽别人单拽面条呢？我猜可能是面条荷尔蒙浓度高？体味儿浓烈？对雌性具有原始性吸引力？
　　
但第二次在地下酒吧Party上她和团伙成员再度相遇情况就变了，她想不到小发横财穿着体面的四个男人就是当初的劫匪，于是男人情景再现，都蒙面并掏出老二让她猜。我认为，我个人认为，这种情况下她第一眼、甚至光闻味，就认出了面条，但她装模做样地挨个看了看摸了摸之后，选中了麦克斯。如果说抢劫时性欲让她选择了一个性感精壮的暴徒对自己施虐，那么一旦脱离暴力情境，她就要选择一个真正的Boss，哪怕她此时还对麦克斯一无所知，但麦克斯始终坚定的眼神已经展示出Boss的气场，目光闪躲的面条依然是混混。卡洛一边和麦克斯亲嘴一边把手伸向面条的老二，提出要3p，我想这算是给面条一个安慰吧。
　　
到了68年，卡洛只起向追踪真相的面条交代线索的作用。
　　
如果《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于北蓓长大了，那就是卡洛。
　　
黛博拉。
　　
深棕色头发，贯穿始终的女主角，其实倒没什么好说。
　　
21年她是志向远大的女孩，是面条心中高高在上的女神，事实上她并不慈悲，当面条被仇家打得满脸是血向她求救时她袖手旁观，因为对失败者的怜悯在她眼中就是额外的付出，而她对面条小小的喜欢更令她沮丧，她坚决不能容忍自己和失败者站在一边。
　　
33年她是野心勃勃的女人，面条豁出去高攀她一回却被她以理想之名撅了回来，她的说辞是，她最爱自己的理想，但理想之外的其他一切相比较起来她最爱面条。面条恼羞成怒强*奸了她，面条总恼羞成怒，面条总冲动，面条总强*奸，面条精心布置的奢华晚餐、沙滩浪漫和深情表白都掩盖不住他是混混的龌龊和颓态。
　　
68年她实现了做演员的理想，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她是舞台上的埃及艳后，也是已成政要的麦克斯的情妇，黛博拉的理想永远不会被面条的爱打败，只会折服于麦克斯更强大的理想。要知道理想的华袍之下往往是功利主义的骷髅。爱情对她的影响微乎其微，她只为目标全力以赴，并且尽量避免目标之外的额外付出。所幸面条此时对黛博拉已经没有任何幻想，她只是面条找寻真相途中关键的一个环节。

毫无疑问，《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和黛博拉对应的人物是米兰，多亏《阳光灿烂的日子》在青春结束前戛然而止，我们才不必目睹老年米兰盛妆之下的皱纹和沧桑。

据说，头发颜色越深智商就越高，金发反应相对较慢，常有T恤上印着“请说慢点，因为我天生金发。”
　　
　　性*行*为：
　　
综上所述我来小分析一下片里的性*行*为。都是个人理解，不是严谨的科学论文。
　　
我们发现，佩姬，卡洛，黛博拉，都是先跟面条在一起，后跟麦克斯在一起，佩姬属卖*淫*嫖*娼行为不予考虑，而卡洛和黛博拉都是在两个男人之间进行了选择。
　　
我们知道，除了人类，其他动物性*行*为的唯一目的就是繁殖后代、延续物种、传递自己的基因。虽然人类自恃高等动物，为性*交扩展出各种奇怪的目的，但在选择性*交对象时，还是会受传递基因这一最原始本能的控制。

比如无论古代现代东方西方，几乎都以长腿为美，因为在远古时代，长腿跑得快，更容易摆脱猛兽的追击，更容易捕获猎物，长腿还可以摘到更高处的果子，因此长腿生存的机会大；同时女性也希望传递自己的基因，自然更热衷在生存机会相对大的长腿们身上押注。即使现代长腿的实用优势大多数仅体现在运动场上，即使女人喜欢长腿难不单为生长腿的孩子，但长腿已经固定为一种审美，一直影响着女人的性选择。
　　
当然男性也热衷长腿女性，最好还大眼睛，最好还聪明，最好……最好……但男性普遍不苛刻，不挑剔，一般来说，他们的重点从来都是多吃多占，而不是精挑细选。如果是腿短小眼睛不聪明的女性，他们一样不拒绝，而且摆平长腿大眼睛又聪明的女性后，还是不耽误他们惦记新的。因为精*子是很廉价的可再生资源，喷一次就50多亿，吃不吃蛋白质的吧，反正都能自己长回来；而且交出精*子的过程男的没有痛苦还很愉悦；最重要的是雄性不承担怀孕环节，不必在这上头耗费时间和能量。所以，理论上雄性只要搞得出精*子就随时随地可以令雌性受孕，无限地传递自己的基因。对于人类来说，如果忽略一切法律造成的畏惧、道德造成的负疚、人口爆炸的危机等，男性会在本能驱使下，和任意有生育能力的女性交配以增加后代数量直到精尽人亡。
　　
但卵子，首先是不可再生的，起码对哺乳动物来说是这样。女的在出生前卵子已经存在于胎儿卵巢中，出生后数目不会再增加，10万多个，越用越少。先来个极限假设，一个女的，一生不怀孕，月经从15岁开始到55岁结束，周期28天，来月经的次数=365天×40年/28天，四舍五入最后约等于512次，来一次月经排卵一次，也就是说，一生能排卵500次就算很多了，女的一生500和男的一次50亿没法比吧。再极限假设怀孕光生不养，9个月一个，还按15-55岁算，12个月×40年/9个月=53个后代，哪怕次次都是6胞胎那也就是318个后代，总归后代数量是有上限的，所以不能随便挥霍。况且母体怀孕哺乳都要耗费很多时间和能量，和雄性哆嗦一次比起来成本要高得多，选择配偶残次，就增大了后代残次的几率，后代残次就相当于浪费资源，投资失败。所以雌性理所当然更倾向于精挑细选，力保后代质量。
　　
麦克斯是强者，面条是弱者，这就是女人们最终都选择了麦克斯而不选择面条的原因。延续基因的本能虽然不能控制一个女人真的去繁殖后代，但却能影响她的性选择。
　　
这也是很多时候女人显得冷酷现实无情无义的原因，她被保证后代质量的本能驱使，在性选择的时候倾向于强者，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弱者的爱是打不过她的本能的。
　　
立场：
　　
群众普遍反映《美国往事》是男人必看，群众普遍反映得一遍一遍不停的看，群众普遍反映是男人那看完必须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曾经，我身为一名勇于尝试的妇女，挑战这片儿好多次，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快进草草了事。四小时，忒长了。《不羁的美女》也四小时其中还最少俩小时都是埃曼纽.贝阿赤身裸体卖弄风骚都没能勾引得我认真看完全片。
　　
如今，我身为一名坚韧且宅的妇女，终于连看两遍一遍英语一遍国语，七个多小时，要不是经常锻炼小宇宙比较强大，可能要翻白眼吐白沫昏死过去数次。
　　
但是，我身为一名纯妇女纯娘们儿，对于男人浴血街头同生共死的黑帮梦，可以理解，无法体会，很遗憾地没共鸣、不入戏，还不由自主地成了一个秘书，竭尽全力理顺时间碎片，凑出完整清晰的故事拼图，其实两遍过后我依然觉得在时空交错首尾相连的故事中，有某些重要的暗示、隐喻、线索，还草蛇灰线着。我觉得很有趣，但不觉得很感动。
　　
反正4个小时的片长，是绝对必要的，连看两遍，也是绝对值得的。
　　
还记得看丁度巴拉斯的色情片《黑天使》，我哭天抹泪儿，那也是个互相背叛的故事，最后女人赢了男人死了，但女人很心疼。我也跟着很心疼。朋友就相当费解：色情片儿也哭？太脆弱了。你就配看没情节的大毛。
　　
《美国往事》可不是色情片，我没感动得热泪盈眶，分析片里的性行为倒弄得挺热血沸腾的。
　　
这就是男女有别。这就是立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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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条：

我也可以很煽情地表扬男人们的热血、友谊、仗义、等等。但别人早就这样做过很多次了。我想，我还不如找个新角度补缺捡漏呢。

如果你想看煽情范儿的，搜一下其他评论吧，别跟这儿批判我狭隘、淫荡、功利、等等。

都少冤枉我。谢谢。

35年前，为了她的野心，为了她出人头地梦，她永远离开了那个最爱她的男人，即使她心里比谁都明白，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会像面条那样爱她。

35年后，那个男人居然不速而访，她刚刚演完一场戏，脸上蒙了厚厚的妆，坐在化妆室内，一边平静应答，一边动手卸妆。

表面上的平静，掩藏不住内心的不安。但她还是在演戏，她在期待，期待面条还不知道真相，期待面条还是蒙在鼓里，期待面条寒暄过后就赶快离开。

但她错了！那个垂垂老暮的男人早已不是为旧情而来（毫无疑问，最开始她还真的以为面条是为旧情而来）。他之所以造访，完全是因为他已经猜到了太多真相，与她会面，只是要当场验证真相。

而诚如《美国往事》导演所言，演员只能是面具或机器人。做了35年的演员的她，早已经迷失了太久，她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原始身份，也无法更不愿再用自己的原始面目去面对面条。面具她戴了太久太久，已经脱不下来了。

所以时隔35之久，当他突然造访，等于将她从虚幻之中毫不留情地推出，置身于真实面前，所以她会说“我从没有想过还会见到你”（这当然是她的内心希望）。但处于演员的本能，她虽然毫无准备却还能故作镇定地逢场演戏，寒暄，闲聊，甚至微笑……

直到他提到了“长岛的party邀请”，她面色变了；直到他逼问白利部长到底是谁，她已无法自控的慌乱；直到他毫不留情地问她为什么不干脆承认她自己就是白利部长的情人？而恰在此时她的被叫做“大卫”的儿子也来到了这个验证真相的现场（这个孩子是她和另一个深藏黑幕之后的男人所生的）……她知道，这场戏她终于再也演不下去了，她崩溃了，终于露出了“演技拙劣”的演员的本来面目。

她开始苦苦哀求，哀求他赶快从另一扇门离开，“别回头”的离开。表面上是为了不想让他面对残酷的真相，而事实上，其实是她自己还想逃避，是她自己不敢让真相展开在他和她共同在场的这一时刻。

可笑的是，还有什么真相残酷到他不能面对？作为一个被欺骗者，其实他能够面对一切。反而是自欺欺人者如她这个演技拙劣的演员，才不敢面对真相。

是的，“演技拙劣的演员”，这是那个曾经如此深爱她的男人时隔35年之后，见到她后给她的评价。

35年前，当她离开他时，就已经告诉了他，她真正只属于她自己的野心和好莱坞梦。但是35年之后，恐怕不仅是令他始料未及，甚至是连她自己都万万没有想到，这35年里，她居然会把自己的人生之戏演到这个份上……为了特殊的目的，甘愿给一个她曾经最讨厌的卑劣之徒做情妇、生孩子，只因为那个躲在黑幕后的卑劣之徒手握财富、权力和地位？

终于，她，在那个曾付出全部身心去爱她的男人的眼中，定格成了一个复杂的“影像”、一个拙劣的演员、一张厚厚的面具……

终于，他毫不犹豫地推开门，看到了一张年轻的脸，也看到了真相。尽管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但不可否认，他的心里还是多少有些震惊。

但他终于走了，步履沉重而轻松。

而她，这个演砸了这场戏的演员，斜靠在门框上，垂下头，无限愁容，脸上卸了一半的妆容，让整个本是美丽的面孔显得一片狼藉——天呐，这到底是个什么人？

最后，在贝府的宴会上，以女主人身份出现的她看到了他走了进来，而他的视线只是若有若无地看了她一眼，就再也没有再投向过她。

那个演技拙劣的演员，终于与他再无关系。

而此时，尽管她的面上已经卸完了妆，但那脸上厚厚的面具，真的卸下来了吗？

恐怕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也许从35年前，她决绝离开他的那夜起，她的人生早已注定，将是一场演不完的戏，是一个永远也卸不完的面具。

原来导演是意大利人，费茨杰拉德之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大概都不会再有这么高的口味。

本来想查一下导演，演员和制作方面的信息，结果不小心看了无数弱智影评，大概都是关于男儿情，往事如烟之类的，爆T_T

对我来说，好的电影在于“叙事的艺术”。讲好一个故事并不容易，美妙的叙事可以成为一种艺术，但议论却不行。就好像小说可以成为艺术品，但杂文不行，即使杂文也可以写的很过瘾。

电影选择了悬疑式，倒叙的结构，这个不新鲜，甚至于不成为电影真正意义上的线索，这个设计其实只是一个手段，它的成功之处在于启发了观众的好奇心：Noodle究竟为什么要告发MAX？ 这两个人存在什么样的利益和感情关系?

这个疑问成为观众追踪4个多小时的动力，这是一个关乎人物深层情感的悬念，与它相比，“究竟谁杀了兔子罗杰？”之类的悬念就相当单薄，无论设计多么精巧，后者都会随着谜团的解开而剩下一片“射精后的空虚”；前者却不同，它在意义在于让我们仔细体味每一个过程。

不愧是拍了13年的电影，电影是从截断主人公整个生命历程的一个告密事件开始的，以电话铃声为标志对整个事件进行了叙述，展现出美国黑帮的冷酷干练与当年的社会文化气氛，其中却完全没有泄漏一点关于人物之间情感关系，以及动机的线索。for example,当Noodle躲在人群里去看朋友们的尸体的时候，他的表情并不带有暗示性，如果他明确地显示出悲伤，观众马上可以意识到这起事件是一个误会，“悬念”即刻失去意义。

当事件的叙述结束之时，我们根本不能推断Noodle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做了这样的事，为什么他做了这件事之后他的朋友还在保护他？我们要解开这个悬念，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了解noodles这个人，他的生活，他的回忆，他生命的一切——而这，正是电影真正的精华所在。

就此，叙事可以顺利地展开了。讲解某人的一生，实在是太过枯燥而老套的话题，但本片却成功避免了由于影片时间过长，较为平缓的叙事等因素令习惯了好莱坞大片的观众失去耐心的可能性。 既然观众乐意看了，那么就有余地慢慢雕琢，不必为了拴住观众眼球不断搞噱头而破坏电影自身的优美节奏，这一手做的堪称精彩。

不能不说，罗伯特德尼罗在出演Noodles的时候可谓惊艳。在大量近镜头中，他表现出一种沉着的静默，而不是依赖激烈的喜悦，悲痛，自责等等外向型的表演来传达人物内心。这种沉默令观众深入角色的内心，被人类心灵的巨大质量所吸引，却永远不可能窥觉其中的全部秘密。

Noodles和Deborah关系破裂后在大烟馆人事无知了一段时间之后回到朋友们中间，那一场我个人是觉得百看不厌，仅仅通过一些细微的表情，简单到几乎没有含义的对白，和几个毫无目的性的手势，就全然表现出不同人物的内心状态，几个朋友之间相互关怀又相互试探的关系，空气里可以感受到每一个小小的情绪波动，每个人都揣摸着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应该如何应对……对于整个剧情来说，这可以是一个简单的过场戏，就如开篇时的电话铃声，在婴儿房的喜剧等等，用某种富有趣味的形式来做，并不会对故事发展有所影响。 但电影不仅仅是要讲故事，所谓叙事的艺术也不是单纯把一个故事讲通顺，更重要的是人——它让我们在这个故事中如何去感受人。

如果把这一场跟之后揭示Noodles告密原因的那些场戏并列起来看，前者可以细细品味，非常经得起推敲，每看一次都会对人物内心的某种抗衡有所发现，而后者含金量就比较低，只是一种交待式的叙事，看过2，3遍之后就乏味了。 我们也可以顺便对比一下演员的表现力，MAX在庆祝禁酒令取消的宴会上，同另外两个兄弟干杯——为了这十年的生活。那时，MAX已经下决心牺牲他们，当他与他们举杯相庆，如果表演到位，MAX的言情举止本该有多重的深度，但事实上效果一般。

电影很长，在没有粗俗噱头和泛滥煽情的情况下，却没有沦为文艺片的单调和自我中心。可以说，每一个镜头，每一场戏都有不同的趣味性，或活跃或深沉，或俏皮或细腻，导演很懂得在不同内容切换不同手法，且运用的不留痕迹。这是我最赞赏此片的一点：在我看来，真正优秀的电影决不在于它表达了什么主题思想或宣扬了什么样的人文情怀，那不过是垃圾影评的标高手段，好电影的价值在于“真正不失水准的有趣”。

不是我耸人听闻，在任何时代，放弃有趣和低级趣味无疑都是毁灭性的灾难。它的后果就是文化的毁灭，无论你塞进去多么高深的思想都没用。

说点个人爱好，noodles在车后座强插deborah一段相当有趣（这大概是成年deborah唯一到位表演），德尼罗在这里充分表现了一个本色的男人，我们在他街头小混混式的粗野中感受到一个男人的热情，任性，悲痛与心碎。直到被司机轰下车，当司机拒绝了他的钱，这无疑他一生中遭遇过的最大的藐视，但某种巨大的失落与懊丧已经整个包围了他，令他感受耻辱的官能都迟钝了，这几种多层次的心理状况，被德尼罗演绎得自然天成。令我们也对他满心怜爱和遗憾。

我喜欢真正的男人，因为我知道，当你遇到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那么他决不会是一个完美的人。

当然，本片最大的失败莫过于成年Deborah的演员选择。那个女人不但看起来五官有些别扭，而且神情呆板，毫无表现力。只有胸部和屁股还不错，可惜车里那一段没有拍的更越位，非则这个女人真是毫无看头。当我看到成年deborah在noodles的身体下面苦苦挣扎的时候，不仅回忆起少女时代的deborah，那真是一位天使，当她准备独自在店里见noodles的那一场戏，镜头开始于她独自走在街上，步伐坚定而充满活力，带着一种早熟少女对生命的信心。她那样美丽，神情纯洁却潜藏着放荡，那是一种要把自己的一切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女人特有的眼神，当我们看着她稚嫩的面孔，我们不仅会觉得她注定会成为一个风情万种的女人，但无论她如何放纵都丝毫不会损害她身上的高贵。当她独自面对少年noodles的时候，可以想象她大概已经准备好要跟心上人初尝禁果了。遗憾的是，后来与noodles去海边约会以及抵抗被查的那个成年deborah看起来完全像一个不解风情的老修女。而35年后老年的Noodle回来找Deborah，询问“白利先生”的事而Deborah突然张皇失措那一段非常突兀，我简直怀疑是特意为了配合她那糟烂演技而特意设计——她没有能力通过一种微妙的表演把信息传达出来，不用这种办法情节就进行不下去。 女演员里面倒是演MAX女姘头的那位，把自己的角色发挥的相当不错。

电影的核心是在Noodle这个人物身上，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单纯，诚挚，富有热情。作为黑帮一员，他无疑是手段最敏捷干练，杀手最狠的一个。但他却不愿意接受更好的条件，做更大的生意，这无疑是有悖于时代发展趋势的。这是为了什么？ 他所做的一切不也是也为了挣钱？既然是黑帮，做什么不一样呢？我们并没有在他身上看见有所谓原则性的东西令他拒绝这些。MAX说他是“街头习气”，或者“不想被人管”听起来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但是在我们慢慢体会这个人物之后，我们发现，就如同他自己说的：

“It's just the way I see things.”

尽管杀人，犯罪，但从内心深处他是一个纯粹而情谊当先的人。他讨厌政治家，或者说，他厌恶的是那种一切都建立在单纯利益关系之上的生存方式。

从表面上看，MAX是明智的，他选择的方向符合时代的趋势，他成功了。

但是他忘记了Noodles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今天他们让我干掉乔，明天他们就有可能让我干掉你，你觉得这无所谓么？我可觉得有所谓。”

直到终于有一天，Noodles的话成为现实了，他发现：

“They gotta get rid of me.” （他们要干掉我了。）

而此时，真正属于他的朋友们都已经不在了，奢华的房间里他孤身一人。

（与此相比，即使35年未见，Noodle还有莫胖子亲切的招呼。）

MAX对noodles说：我夺走了你的一切。

noodles人生的后35年也许一无所有，但MAX难道不是一样么？

最后一次相见，nooldes 自始至终称呼他为“贝利先生”，对于Noodles来说，一切并没有改变——他最好的朋友MAX早在35年前就死去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能够理解MAX所追求的。所以最后他说：

It'd be a shame to see
a lifetime of work go to waste.

noodles地回忆贯穿着他与max两人的关系，MAX作为一个重要人物，故事对于他本身的设定过于戏剧化了，却没有对这个人满是冲突的内心世界详细刻画，人物真实感相对虚弱，只能算是noodles的坐标，缺乏像noodles身上那种天然养成的实在感。而MAX设的这个局，也只是电影本身的一种手段，作为卖点和叙事的基础，真正跟这个局有关的戏份都比较单薄。无论从合理性还是从人物的深层心理上讲，并无深入推敲。

once upon a time of America, 美国的往事，其实正是经历那一场场时代变迁，已经生活其间企图抓住机遇，创造奇迹的人们的故事，他们之中的的大部分被时光刨成粉末，融入大气，而美国却在向前奔跑。这正是我所喜爱的马克吐温，海明威，费茨杰拉德，以及邓肯们所代表的19世纪初至中叶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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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是一个关于欺骗与背叛的故事，但叙事人并未将努得尔斯呈现为一个愚忠者或弱智儿，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洞察着事实与真相。他甚至明确地推断出麦克斯的行为逻辑：“今天他们雇你去杀掉约翰，明天也许会让我来杀掉你。也许你能这样做，我可不行。”他同样看清了麦克斯不断膨胀的野心，他讥讽一心做人上人的黛布拉：“我从你嘴里听到了麦克斯的声音。”他甚至告诉麦克斯：“什么时候想清洗我，通知一声。”但他对麦克斯的洞察不可能超越兄弟情谊的神话。他永远不可能想像的是，当清洗降临的时候，不会有“通知”，不会有预警，甚至在麦克斯的大行动实施前片刻，在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中，仍是麦克斯三兄弟拥抱在一起、共赴凶险的情境。当他面对这一事实的时候，它仍包裹着“生不同时，死当同穴”的表象。在序幕的滂沱大雨中，麦克斯三兄弟的尸体并排暴尸街头(一如麦克斯所说：“泪水迷住了你的眼睛，你没看清被打死躺在街上的不是我。你太痛苦了，以至于无法认出我。”和努得尔斯一样，在这一时刻，观众也必然忽视了那具被挂上“麦克斯”识别牌的尸体，只是一个面目烧焦的不明死者)。在豪华墓室里，作为努得尔斯视点的平移镜头依次展现出洁白的大理石墓碑上的铭文：死期为同一年份，同一时刻。“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似乎除了努得尔斯，他们都以骤死于华年的事实实践了友谊的承诺，只有努得尔斯是一个卑怯的苟活者——直到另一个借尸还魂的生者露面。
        影片中另一个重要的叙事修辞策略，是将麦克斯的视点存在有效地隐藏在努得尔斯的第一人称叙事之中。在影片的观片过程中，人们毫不怀疑，一如原作，这是一部“自传体”影片。故事的讲述、事件的呈现，都不仅内在地限定在努得尔斯的视点(目击、在场)之中[参见笔者：《电影与视点叙事》，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函授教材。笔者认为电影中的人称叙事所呈现的场景必须以此人物在场、目击为前提]，而且作为努得尔斯的回忆，它还为努得尔斯的忧伤、追忆之情所浸染。事实上，这只是影像的类比结构所呈现的，而在影像的独立结构中，始终存在着麦克斯的视点镜头，在一些重要的场景中，是麦克斯而不是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充当了叙事的施动(agent)者。早在麦克斯第一次闯入了努得尔斯的世界，叙事人已将优越视点赋予了麦克斯：一个由高处——麦克斯所在的马车顶端俯拍的视点镜头，将努得尔斯和他的小兄弟呈现为一群鬼鬼祟祟、难成大器的街头游荡儿。与此同时，麦克斯、努得尔斯间俯仰拍的对切镜头，已然确认了未来的权力与位置关系。而努得尔斯与黛布拉第一次约会这个极为隐秘的场景则暴露在窥视者麦克斯的目击之下。
　　在组合段15中，20世纪20年代故事的结束处，隐含着一个重要镜头段落，其中包含了一个视点镜头的反转[参见笔者：《对切镜头与电影叙事》，《电影创作》1991年第3期。笔者认为在电影叙事中视点镜头的分配，一如福科所论述的，是社会生活中话语权力的分配；换言之，电影中的视点权和话语权的等价物。]。在押解努得尔斯的囚车缓缓驶过街角的全景陈述镜头之后，是囚车铁窗后努得尔斯的近景镜头，他依恋地望着窗外的远方。反打为他的大远景视点镜头，在监狱对面的高墙下，麦斯三兄弟站立在那里，莫胖子也匆匆赶来。再次切换为努得尔斯的近景，他含着泪，努力对朋友们展露出一个微笑。视点/反打：摄影机缓缓地平移拍摄远景中四个患难兄弟，努得尔斯的一次无限深情的凝望与饱含留恋的告别。第三次出现努得尔斯的近景，他抬起手向朋友们挥别。再次反打为远景中麦克斯等人时，画面以囚车铁窗和努得尔斯挥别的手为前景。但接下来，却是全景中的囚车，似乎是一个客观的陈述镜头。可此后麦克斯的近景，却将前一镜头定义为麦克斯的视点。反打：囚车缓缓驶入了监狱，沉重的铁门似乎在我们的面前关闭了。再次切换为麦克斯的近景，同时摄影机渐渐推为大特写。在这一颇长的镜头中，麦克斯若有所悟地抬起眼睛，将目光投向远方的未知处。这不仅是一个视点反转的时刻，也是意义反转的时刻，同时是麦克斯心路历程的转折点。在这一时刻，麦克斯从努得尔斯的遭遇中否定了街头小流氓/黑帮强盗的道路，这条路只有两个目的地——一个是巴格西般地暴尸街头，一个是努得尔斯般地锒铛入狱。这无疑是电影叙事人、影像的独立镜头的特定呈现：因为此时，叙境中的叙事人/努得尔斯已不在现场，他已被关闭在铁门背后，这扇门要到12年后才会对他开启。然而这一明显的麦克斯视点镜头，再度被成功地遮蔽在文本之中。接下来，是仰拍镜头中白色大理石墓室上的金色铭文：“你们年轻而强壮的人将倒在刀剑之下。”似乎是前一个镜头中麦克斯的视阈。但镜头反打，画面呈现出1968年老迈的努得尔斯，他百感交集地仰视着铭文。
　　而更为更要的一场，是悲剧的解除禁酒令之夜(组合段25)。事实上，这一段落是以麦克斯的大特写镜头开始的。在这一镜头中，麦克斯的面孔大部分隐没在阴影中，只有他的双眼冷酷地闪烁着。这一段落的视觉叙事，建立三个人彼此交错、而又彼此回避的目光。首先是焦虑而负疚的努得尔斯，他拒绝与任何人交换视线。为了实践生死同心的诺言，为了救他“沦入疯狂”的朋友，他必须去做他最为不耻的勾当：向警察告密。其次是卡萝焦虑、尽力掩饰的目光，她一次次地将目光投向努得尔斯，敦促他去做他“应做”的事情。而最为重要的，是麦克斯敏锐而似乎若无其事的目光，努得尔斯和卡萝两人的目光与行为始终在这目光的监视、控制之中。麦克斯如同一个导演，在监督着这一剧目的每一个细节的执行。事实上，甚至努得尔斯与卡萝的共谋、努得尔斯的告密，都是麦克斯行动与计划的一部分。卡萝正是从他微妙的暗示中获得了“灵感”，从而向努得尔斯提出建议的。(所谓“我是从你的朋友那里得到这个主意的。他老是取笑你，说你每次经过这里，都要尿湿了裤子，说你总是想尽办法让警察戒备，好搞不成这次行动。”)于是，通过努得尔斯，麦克斯将不露一丝痕迹地假借警察之手消灭他的全部同伴，夺取他们的财产，同时成功地“消灭”私酒贩子、黑帮麦克斯，以便他能改头换面、平步青云。而在这一段落中，正是卡萝的目光遮避了麦克斯的视点以及他真正的动机。此刻，观众在努得尔斯的视点及影像的独立结构的认同中，倾向于将麦克斯的目光指认为某种疑虑。实际上，当努得尔斯痛下决心，走向办公室的时候，是麦克斯的目光目送着他，直到他带上了身后的房门。一直等到时间足够充裕之后，麦克斯才去敲门，他走进房间，似乎随手将努得尔斯慌乱中挂反了的电话听筒摆正。此时，他完全放心了：一切已万无一失。影片《美国往事》由此成就了一部迷人的故事，一个关于美国的神话，同时成为了对美国神话的拆解。

Ⅲ．男人·女人·结构

　　在影片《美国往事》中，莱昂内依照主流话语的另一重要参照系——女人——结构起努得尔斯/麦克斯这一美国梦的正反面。在经典叙事的动素模型中，女人作为客体这一动素最为多见的扮演者，始终是男性/英雄扮演者的追求、寻找对象。“英雄救美”——英雄为了美丽的女人去战斗、去历险，而女人则是英雄获胜的锦标，一种仅次于圣杯或王冠的锦标。对女人的成功征服与占有，是指认、衡量英雄成功的潜在参照系，同时直观地成为法勒斯(Phallus)权力的行使与实现。而在《美国往事》中，女人同样成了莱昂内“成人寓言”中重要的参数。
　　在叙事的表层结构中，努得尔斯始终是一个粗野的、极具攻击力的强暴者，他不断出现在色情场景里，两次被呈现在强奸场面之中。这似乎是通常意义上的男性性格、男性力量的表露。与他相比，麦克斯则“文弱”或冷漠得多。然而，正是在与女人的关系式中，莱昂内在一个完整的男权话语系统中将努得尔斯呈现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首先，在《美国往事》这一强盗片叙境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都曾以种种方式与努得尔斯相关，都曾为努得尔斯所占有或强暴。但他却不曾真正“获得”或“占有”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而每一个“努得尔斯的女人”，最终将为麦克斯真正获取并彻底占有。努得尔斯旺盛的欲望、野蛮的强暴行为与其说是一个男性英雄的业绩，不如说是对他失败的印证。在第九组合段，努得尔斯/麦克斯凭借敲诈成功地从路段巡警手中接管佩姬，从而获得了他们的第一次性经历。然而正是在这一场景，影片叙事人极为含蓄地使努得尔斯、麦克斯一现其“优劣”。尽管是努得尔斯急匆匆、兴冲冲地率先进入楼顶的棚屋去占有他觊觎已久的佩姬，但片刻之后，他便一脸沮丧地“败退”出来。继而进入的是麦克斯，他久久地滞留其中。由棚屋轻拂的帘子(后面久久地传出佩姬的笑声)的中景，镜头切换为近景中的努得尔斯，少年的脸上泛起一缕不无酸楚的、无奈的微笑。接下来，是在钻石劫案中，努得尔斯野蛮地强奸了卡萝。但这与其说是粗野的冲动，不如说是努得尔斯的一次“道德行为”，一次“好男人”对“坏女人”——背叛丈夫、向情夫出卖商业情报——的惩戒行动。然而这一被努得尔斯首先占有的女人，却在此后不久成了麦克斯忠贞而痴心的情妇。也正是麦克斯最终夺走了黛布拉，努得尔斯生命中惟一的爱与寄寓。
　　不仅如此，努得尔斯作为本文意义结构中的失败者，还在于他非但不是一个成功的女性的征服者，事实上，他经常处于性别角色倒置的尴尬情境之中。他对女人的窥视、侵犯性行为，不仅常常是为女人所诱发的，而且女人的大胆与主动，则不断使努得尔斯处于被惊吓、遭侵犯的境况里。努得尔斯对黛布拉的窥视，实际上是为黛布拉所默许、鼓励并期待的，而且黛布拉有意地在努得尔斯的窥视中裸露出自己的身体，有如一个稳操胜券的、残忍的猫在和老鼠玩游戏。而当努得尔斯在厕所的锁眼中看到佩姬走来，有意拔开插销，暴露出自己时，换来的只是佩姬的轻蔑、戏弄。当卡萝毫不掩饰地表达她对努得尔斯的兴趣、欲望，并采取了一种无耻的主动时，努得尔斯的全部反应只是厌恶和退缩。在《美国往事》的叙境中，对于女人，努得尔斯是富于魅力而又无足轻重的。除却作为一个强悍的男性，他全无价值可言。
　　显而易见，在影片所呈现的人物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组是努得尔斯/黛布拉/麦克斯。事实上，《美国往事》是一个关于超越性的男性情谊的影片，同时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在影片的双重主人公努得尔斯/麦克斯之间始终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联系与障碍：黛布拉，三人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微妙的三角关系。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中，少年努得尔斯躲在公寓厕所中阅读的书籍《马丁·伊登》，作为一个文化符码，不仅已清晰地确认了努得尔斯在本文的男权话语系统及意义网络中作为失败者的位置，而且暗示着努得尔斯/黛布拉故事的结局。在杰克·伦敦这部著名的小说中，来自下层社会的马丁·伊登爱上了一个富家女。前者有着强健的体魄，后者则柔弱纤细，如同“一枝淡金色的细茎花朵”，但她背后的金钱、权势和女人的无常无情，终于使马丁·伊登备尝了在心理上遭挫败、被阉割的命运。当然，努得尔斯/黛布拉的故事并非对杰克·伦敦小说的重述。在故事之初，努得尔斯和黛布拉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阶级的沟壑，两人都是纽约布鲁克林贫民区长大的孩子，一对尽管说不上两小无猜，但毕竟青梅竹马的伙伴，而且他们显然深刻地相互吸引。这是一个或优美或凄婉的爱情故事的开端，这个爱情故事确乎在努得尔斯那里延伸开去，几乎贯穿了他的一生。正是这个爱情故事，使努得尔斯呈现为强盗片/情节剧中的经典美国英雄：一个粗汉，但柔情侠骨，心细如丝。在他残暴、粗野的黑帮生涯事，他的心中始终保持着一处圣坛、一块净土。从影片的第三大组合段开始，叙事人已然将少年努得尔斯对女人的行为呈现在双重标准之中。一边是他对黛布拉的痴情，一边是他对佩姬的欲望。黛布拉始终是他心上的女神，纯洁的恋人，而洗衣女佩姬则是他发泄青春期骚动欲望与好奇的对象。然而，略去了史前史，在20世纪20年代故事的第一个“爱情”场景之后，麦克斯立刻闯入了努得尔斯的天地。在回瞻与追述的视野中，十分明显的是，麦克斯和努得尔斯一样深深地为黛布拉所吸引，但在努得尔斯和麦克斯之间，并不存在着任何真正的竞争，更不必说公平竞争。因为对努得尔斯的情感，麦克斯和所有的人都洞若观火；而对麦克斯的隐情，努得尔斯和其他人却近乎一无所知。事实上，这正是通过叙事的类比结构对独立结构的遮蔽来完成的。对于麦克斯来说，他不仅将努得尔斯对黛布拉的迷恋一览无余，而且他更为深刻地洞察了努得尔斯本人也不甚了了的、他与黛布拉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一如影片的独立结构所呈现的，在故事的开端，努得尔斯与黛布拉之间已然存在着比马丁和富家女之间更为深刻的鸿沟。它并不显现在现实之中，而是呈现在未来的设计里。除了一份赤诚的爱，努得尔斯不能给野心勃勃的黛布拉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因而他也难于在这幅未来图景中拥有一个真正的位置。麦克斯对这一隐秘的深知，同时也成为他的一份自知。他比努得尔斯远为清醒地意识到，对于黛布拉说来，一份一往情深的爱和一个坚强有力的怀抱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在这种意义上，他显然不是努得尔斯的对手)，如果他不能彻底改变他的现实，他永远不可能真正得到或占有黛布拉。于是，他并不去着手进行类似“无用功”式的尝试。他所做的一切，只是有效地隔离开努得尔斯和黛布拉就足够了。他隐秘地将黛布拉安置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的未来图景中，也只有在这幅未来图景中，黛布拉才具有她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可以等待，而这正是另一种经典“男子汉”的品格。在影像的类比结构中，观众可以清楚地意识到麦克斯不断在离间着努得尔斯和黛布拉，但我们和努得尔斯一样，倾向于将麦克斯的动机理解为情深意笃的朋友对异性恋人的忌妒。在努得尔斯/黛布拉/麦克斯这一微妙的三角关系中，有趣之处在于，黛布拉的情感无疑是倾向于努得尔斯的。她爱努得尔斯，尽管从一开始就极为无奈而清醒地意识到这爱的无望，一如少女黛布拉的那首情诗：“我亲爱的，有着水晶般的心灵，有金子般的头发，他永远洁白无瑕，他的眼睛又大又亮，他的身体如象牙一样洁白坚实。然而他永远也成不了我的爱人，他是个穷光蛋，哦，多遗憾！”但她仍忍不住要倾吐，“努得尔斯，你是惟一的，我一直……关心的人。我总觉得亲切……”而对于努得尔斯来说，黛布拉是他心灵中最重要的支点，正像他对黛布拉的倾诉：“(在监狱里)我每天晚上都在想你，没有人能像我一样爱你。你不能理解我是怎样地想念你。我想，黛布拉活着，她在外面活着，她给我活下去的意义。”但和努得尔斯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黛布拉远比努得尔斯更为清晰地洞穿了麦克斯的离间和这一行为的真正动机。正是她两次用：“去吧，你妈叫你呢！”回答了麦克斯对努得尔斯不近情理的呼唤。不仅如此，她对麦克斯的洞悉还在于那是一种同类间的深刻的相互理解与默契。他们同样野心勃勃，同样出身微贱而不甘居人下，即使成了无冕的黑帮之王或布鲁克林的舞蹈女王，街区的小天地也绝不足以满足他们做人上人的欲望。在黛布拉一无返顾地前往好莱坞/“太阳城”(在失魂落魄的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中，列车窗旁的黛布拉决绝地拉下了窗帘，并不把一线留恋的目光留给故乡)之后，麦克斯花费8000块钱买来一把17世纪教皇的座椅，只为了“我坐呀”，正是作为一个阐释符码定义着麦克斯恶性膨胀的欲望。他和黛布拉与努得尔斯一样，也有着丰富的情感和记忆，墓室大门上菲利普的排箫曲和麦克斯/黛布拉之子的名字：大卫(努得尔斯的名字)似乎成了另一组重要的阐释符码，但他们绝不会为这一切所束缚。一如美国影评人S.卡明斯基所指出的：在莱昂内的影片中，“家庭生活很渺小，不断被自私的恶人所毁掉。这些恶人不是出于仇恨，而是为一种冰冷无情的利己兴趣所驱使而行动。”[〔美〕斯图华特·卡明斯基：《评莱昂内》，《美国电影作者词典》，转引自北京电影学院《教学编译参考》，1991年第1期]在全片最为温情、豪华的场景(组合段22)之后，努得尔斯粗野地强奸了黛布拉。这与其说是男性极力/暴力的行使，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孱弱而绝望的哀鸣。正是那种深刻的理解与默契，而不是情感，使黛布拉最终投入了麦克斯的怀抱，而且事实上成了麦克斯罪行的“事后从犯”，以更为残忍的方式参与了、至少是默认了麦克斯对努得尔斯的劫掠、欺骗与叛卖。麦克斯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是麦克斯，不是努得尔斯彻底地实践了美国梦的全部：富甲一方，跻身高位，并拥有了少年、青年时代可望而不可即的姑娘。
        然而，莱昂内显然不曾认同于实践了美国梦的成功者：麦克斯和黛布拉。一如努得尔斯是片中人物化的叙事人，是影片的空间视觉结构与叙事结构的中心，他也是莱昂内的认同点。于是，在影片的结局中，莱昂内设置了两个重要的场景，以呈现35年之后——1968年，努得尔斯与黛布拉、麦克斯的重逢。第25组合段的最后一个镜头，是摄影机缓缓推成贝里慈善院奠基留影上黛布拉的特写镜头，伴着忧伤的音乐，镜头叠化为剧院化妆室内、镜中的黛布拉。与贫穷、衰老、孑然一身的卡萝形成对照的是，豪华剧院的化妆间、名剧《埃及艳后》的巨幅招贴、室内的无数鲜花所包围着的黛布拉。但有趣之处在于，在这一特定场景中，刚刚结束演出的黛布拉，头上戴着假发、脸上涂着厚厚的油彩。在整个段落中，她一直在卸装，但始终未能完成。于是，黛布拉浓重的化妆犹如一张假面，遮蔽起她真实的情感，并如同一个标示符号，喻示着她试图继续掩藏的、沉没于35年岁月中的真相。而一个与之对应的重要的修辞手段，是此段落中镜中像/谎言与镜外像/真实间的交替使用。在黛布拉不无伤感的镜中像之后，努得尔斯出现在这一镜中的、双人中景里，这对少年时代的恋人在“镜中”相逢，他们并没有四目相向，相反他们只是在镜中彼此凝视。尽管这是努得尔斯揭秘之行的起点，尽管从这里开始，努得尔斯的一生、他的全部记忆与历史将重新估定，但此刻，这幅双人镜中像，只是一次感伤的重逢，只是久远的过去、一次“水中月、镜中花”式的、少年之恋的指称。此后，在这一段落中，努得尔斯的多为镜外像，岁月书写在他苍老、疲惫的脸上，但他专注、几乎是痛楚地要求答案与真实；黛布拉的镜头则多呈现为化妆镜中的中景，岁月几乎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尽管不无温情，但闪烁其词与微妙的疑惧使她失去了应有的雍容。用努得尔斯的话说，她“现在的演技很拙劣”。终于，当她和麦克斯的儿子来到门外，当努得尔斯的追问已不能再回避，黛布拉被迫艰难地面对真相，摄影机缓缓地以一个180度的摇拍，由镜内而至镜外，由镜中的黛布拉摇至镜外、对镜而坐的黛布拉。此时，也是此段落中惟一的一次，黛布拉对着镜中的努得尔斯，说出了她所能说出的告白：“努得尔斯，我们都老了，多少保留着一些美好的回忆。如果你出席星期六晚上的派对，这一切将荡然无存。那是后门，从那儿出去，一直走，别再回来。我求你，请你……”当黛布拉意识到她已无可回避时，她并没有忏悔或直言，她只是以哀恳和告诫的方式肯定了努得尔斯的猜测。而正是这一段告白，第一次暗示出黛布拉和麦克斯一样，对努得尔斯其人有着深刻的洞察与理解，她深深地懂得：对努得尔斯说来，即将发生的一切比曾经发生过的阴谋更残酷。也正是在这一告白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黛布拉试图在麦克斯的网罗面前保护努得尔斯，试图阻止麦克斯最后一次实现他“冰冷无情的利己兴趣”。但是，当完美的谎言的景片既经撕裂，当返归旧日、探明真相的旅程既经开始，努得尔斯已不可能停下。因此，尽管他的问题“如果我从正门出去，我就会变成石头吗”得到了肯定的回答，他仍毅然打开了前门。答案已昭然若揭：伴着忧伤、凄婉的音乐，台口，站起一个红发的少年，仿佛少年麦克斯的再生，强烈的逆光为他勾勒出了一道眩目的光环，摄影机缓缓地推上去，如同旧日岁月的重现，犹如一个心灵的幻影，同时是对那一切的粉碎。泪水无声地淌过黛布拉的面颊，“他是贝里部长的儿子，叫大卫，和你一样。”大卫的近景镜头缓缓地叠化为长岛贝里宅邸一扇半掩的窗口，窗子半推开来，近景镜头中，露出贝里/麦克斯苍老的面容，他望向画外。第一次，未经任何掩饰与遮蔽，影片出现了麦克斯的视点镜头，并将他指认为一个仍强有力的控制者，一个真正高明的、隐身的恶魔“导演”。
　　极为有趣的是，如果说，在组合段26努得尔斯与黛布拉的重逢时刻，镜中像与镜外像形成了谎言/真实、追索真相间的对抗，那么，在组合段27、努得尔斯与麦克斯重会的场景中，努得尔斯则成了记忆/谎言的护卫者，是麦克斯在无情地暴露着真相。和前一组合段一样，在这一段落中，努得尔斯和贝里/麦克斯之间不存在真正对视，他们彼此回避了对方的目光。而且，在这一段落中叙事人的重要行为之一，是几乎摒弃使用努得尔斯/麦克斯之间的双人中景。如果说共有画面空间意味着共有心灵空间，那么，此时，在人物化的叙事人/类比结构的中心/努得尔斯那里亦不复存在那一同生共死的幻觉与谎言。此外，在这一段落中，努得尔斯/麦克斯间的对切镜头，不存在着任何意义上的对称，甚至不存在着人物间对切镜头所必需的视觉上的均衡。与努得尔斯的正面中近景镜头相对应的，是大景别中被置于画面边角处的麦克斯，而且特定镜头的选用，在视觉上拉开了麦克斯与努得尔斯之间的空间/心理距离。在这一段落中，记忆与真实的对抗，被结构为称谓使用上的抗衡。麦克斯使用了“努得尔斯(面条)”这一少年时代亲昵的绰号，因为他希望抹平35年岁月的鸿沟，联结起记忆与现实；而努得尔斯则自始至终使用“贝里部长”这一尊称，他拒绝承认面前的这位要人是他35年前死于风雨之夜的挚友，他必须固守他为血泪所浸染的记忆，否则他将一无所有，他生命的意义将被呈现为一个悲惨的笑料。似乎是一次公正或报应，麦克斯将惩罚、处决他的权力交给了努得尔斯；似乎是一次忏悔或人类良知的发露，麦克斯至为清晰地描述他对努得尔斯的全部作为：“我夺走了你全部生活，占据了你在世界上的位置，夺走了你的一切。我抢了你的钱，抢了你的姑娘，让你忍辱负疚35年，以为是你杀了我。”但是，如果说这是一次机会，那么一如昨日，它是属于麦克斯，而不是努得尔斯的。所谓“给我一次机会来了结我欠你的”，因为“我已经是一具僵尸”，而且“他们要清洗我了”。对努得尔斯来说，这与其说是一次公正，不如说是一个更为残忍的剥夺。因为不论是真相还是金钱，都归还得太迟了，而他将失去的却是惟一的“财富”——他生活赖以支撑的信念以及他的全部记忆。麦克斯将再一次成为胜者，他将获得他“惟一能接受”的处决者，全无屈辱并内心安然地死去(因为他已无法逃离逼近的“清洗”或审判)；而努得尔斯则必须一无所有地继续活下去，并且继续绝望地背负着杀死自己“生死朋友”的痛苦。于是，是麦克斯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唤起记忆，这记忆指称着背叛、索求着复仇。为了彻底地在唤起记忆的同时改写一切，麦克斯甚至取出了那块怀表——它正是麦克斯与努得尔斯友谊的开端，同时也是麦克斯对努得尔斯的第一次掠夺和胜利。事实上，当麦克斯把手枪推向努得尔斯，并诱导：“你为什么不开枪？”时，对努得尔斯说来，诱惑太强烈，以致和麦克斯一样，他必须借助于记忆——“真实”的记忆，洗净谎言和为谎言所编织的记忆。于是，当镜头缓缓推成手枪的特写之后，切换为努得尔斯的推镜头。特写镜头中，努得尔斯朦胧的泪眼似乎穿过了岁月的暮霭：坐在马车上的麦克斯(组合段7)；努得尔斯焦虑地在哈德逊河上寻找着“落水”的麦克斯(只是这一次，画面上方，划向驳船的手臂消失了)(组合段13)；建立基金时，五兄弟拍叠在一起的手(组合段14)；小多米尼克最后的话：“我要睡了。”(组合段15)有趣之处在于，他的回忆终止于1921年。事实上，一如影片的独立结构所呈现的，正是在1921年组合段15的结尾处，在那一重要的视点反转的时刻，麦克斯开始了他朝向“贝里部长”的攀缘。努得尔斯必须再次从记忆——“真实”的记忆中汲取力量，20世纪20年代的故事成了他最后的防线，他必需在麦克斯——谎言的制造者面前护卫谎言，因为那便是他的一生及其全部意义。他以自己的“故事”(仅仅是一个“故事”、一次“叙事”)向“贝里部长”/麦克斯告别：“你看，部长先生，我也有一个故事，跟你的故事很像。很多年前，我有个朋友，一个生死兄弟。我想救他的命，没想到却杀了他。要说报复，对我对他都是。别当真，贝里部长。”他成功了，只有这一次，在麦克斯面前，他成了一个胜利者，一个因拒绝审判而宣判了麦克斯的胜利者，以拒绝真实的方式，努得尔斯绝望地挽救了自己满盘皆输的生命记录。于是，在一个情节剧/强盗片所必需的、惩恶扬善的“大团圆”结局中，麦克斯自戕于垃圾车中。然而，悄然驶去的垃圾车的尾灯，在努得尔斯的视点镜头中幻化为一辆迎面驶来的汽车的前灯，车上，挤满了三十五年前废除禁酒令之夜狂欢的青年男女，他们高唱着“上帝保佑美国”，沿路抛掷着酒瓶。当车灯眩目的光环随汽车远去时，镜头反打为贝里部长后门旁，努得尔斯苍老、恍惚的面容。努得尔斯终究惨败了：他已不能分辨，这究竟是长岛部长官邸中的重聚与永别之夜，还是35年前那个狂欢而惨烈的夜晚，得而复失，他再一次失去了他的“生死兄弟”。这一次，他没有“错”。同时因“没有错”而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甚至不能痛悔、不能自责。
　　影片《美国往事》有着首尾相衔的封闭结构。影片的第一组合段开始于1933年那个废除禁酒令的暴雨之夜以及幸存者努得尔斯的翌日。而从第一个镜头起，时空交错的情节段落中始终贯穿着一声似乎全无来由的、尖锐刺耳的电话铃声，直到场景6，才显露出声源：一间无名的办公室，办公桌上的一只电话响了，桌上的身份牌上写着：哈洛因警长。继而，电话铃声在场景7中变为了一声尖啸，“中国剧院”中的努得尔斯疯狂惊惧地翻身坐起。而当影片结束时，场景再次回到了“中国剧院”，回到了1933年，那个暴雨、暴力之夜的翌晨。所不同的是，刺耳的电话铃声已悄然消失，同时洗去了这一场景中曾无处不在的噪动、威胁，在舒缓、忧伤的音乐声中，一切显得宁谧、从容，甚至有几分寂寥。于是，这序幕和尾声，成了努得尔斯心灵的告白：序幕中，那贯穿了不同场景的刺耳的铃声，无疑是努得尔斯向警方告密的电话。它如同一个无所不在的无情的指控，贯穿了努得尔斯此后的一生，贯穿了他35年间漂泊流浪、埋名隐姓的绝望生涯。那是努得尔斯对1933年那一悲剧之夜的惟一解释：由于他的“出卖”，他的三个情同手足的兄弟一道暴尸雨夜的街头。对努得尔斯来说，这尖锐的铃声，甚至比复仇女神的追逐更为残酷而恐怖，那是永恒的痛悔、负罪和绝望。然而，35年后的“还乡之行”彻底地倒置了一切。似乎是一个来得太迟的赦免，实际上，却是一个更为彻底的摧毁与剥夺。宣告努得尔斯无罪的同时，是宣告他人生意义之根基的崩塌。于是，努得尔斯必需为保有他痛苦的记忆而搏斗。他必需执著于这一谎言与“幻觉”，于是，在一个更为荒诞、残酷的夜晚之后，他再次让记忆停泊在35年前那个心碎的雨夜和清晨。但这终究是一个改写过的记忆：滤去了绝望与惊惧，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留恋与怅惘。那一夜成了努得尔斯最为珍视的时刻，那一夜的心碎与痛苦成了努得尔斯难于再度拥有的幸福。因为那是一个笃信友谊的时刻，那是一次为兄弟情谊而献身的实践：为了挽救友人的生命，努得尔斯竟可以向警方告密；而为了兑现同生共死的誓言，麦克斯三兄弟共同赴死；此后努得尔斯行尸走肉的生活则是苟活者的自我惩罚与赎罪苦行。因此，影片的尾声，终止在努得尔斯的特写镜头之上，画面中，年轻的努得尔斯突然绽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画面便定格在这张幸福的笑脸上。如同一个反讽，一次对迷人的美国梦的倒置与拆解，同时又是对这一迷梦的一次饱含辛酸的流连。
　　莱昂内用《美国往事》成就了他影片序列的一个高峰，一个为欧洲文化的“悲悼”意味所改写的美国故事。一个好故事：“从前在美国……”一部“成人寓言”，关于友谊与叛卖，关于成功与失败，关于男人与女人。“美国梦”在展露了它的正反面的同时，展露出这一特定文明的残忍与无情、病态与颓败。
                 （完）

【作者简介】戴锦华，1982年毕业于北京中文系，曾任教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现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系教授。从事电影史论、女性文学及大众文化领域的研究。


本文引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f5f9190100blxs.html

    有人曾就《美国往事》的主题做了如下概括：“这部电影融合了童年友谊、爱情、失去、贪婪、暴力、时间的逝去、关系的破裂，昔日美国犯罪团伙等等主题。”在这里所描述的所有主题中，显然除开最后一项，其余的主题都直指人物的内心。作为一部将近四小时的电影，它确实有着所谓“独白型”长篇小说所拥有的一些显著特征。 它将众多人物性格和个人命运编织到一个统一的世界中，层层展开，鸿篇巨制。
　 所以有人会认为这样的故事，甚至可以作为一个类型题材，它可以不拘束于任何的历史和地域的语境。它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犯罪巢穴的大都市，可以是伦敦、香港、东京或者上海。所以在影片开头描绘诺德斯童年的那组镜头里，当我们看到二十世纪初正迅猛夸张的曼哈顿，当我们看到熙熙攘攘的犹太区，我甚至有回到《教父》中的西西里的那种似曾相识的错觉。但可惜的是这样的故事毕竟只是在纽约，正如同影片的片名《美国往事》所想要反复强调的那样，它像是要尝试回溯一段特殊的历史，一段“往事”，一段在“美国的往事”。它不得不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回到美国一个特殊时代——爵士时代。
　 “爵士时代”取名自美国著名作家弗兰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他一生写作了大量的长短篇小说刻画了二十世纪初新生中的美国。这位因《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等小说出名的作家与另一位大名鼎鼎的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纠葛正体现了他们作品和个人之间巨大的差异。海明威帮助了菲茨在文坛立足，但反过来菲茨却并不买海明威硬汉类型的写作风格和生活态度。菲茨“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哲学在海明威看来不过是美国社会的纸醉金迷。但菲茨却用他的作品和生活生动地描绘美国的那个特殊的“爵士时代”。
    二十世纪初期的纽约，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1918)，但经济大萧条(1929)还没有到来。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经土崩瓦解，享乐主义开始大行其道。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菲茨杰拉德称这个时代为“爵士时代”，他自己也因此被称为爵士乐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
    《美国往事》的故事就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拉开了序幕，对应影片中相对应的情节，这也是诺德斯入狱之前的部分。如果对应到美国相应的时代社会背景，我们会发现影片故事跟美国禁酒法案之间的联系。1919年2月，一位酒鬼丈夫暴力侵害了自己的妻子，其妻将其诉至法庭，这桩诉讼案随之引发了美国的社会禁酒的浪潮。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和女性政治地位的提高，美国数百大小城市禁酒运动声势浩大。新上任的美国总统哈丁不得不出台禁止出售和消费酒精饮料的法案。1920年2月29日，在短短一年之后，第十八项宪法即广为熟知的沃尔斯特法案开始实施，美国瞬间变成了没有酒的国家。然而此时，饮酒者不仅未被禁止却反在不断的增加，城市成了纵欲、犯罪的温床。一种新型的组织犯罪——究竟走私随之兴起。这个国家已经长期受到贫富差异和混乱的社会秩序的压抑，这一举动无疑将它推向了一个犯罪帝国的统治之下。 电影中的诺德斯一行人就是通过这样的酒精走私发家的。
    然而犯罪帝国已经渐渐地走向了失序。随着黑帮组织的空前发展和各级官员、警察的腐败无能，势力相当两股黑道势力之间的对抗就在所难免。在1929年2月14日，对应到影片当中便是诺德斯将要出狱的前几年，芝加哥爆发了一场空前黑帮的对抗，即著名的情人节大屠杀。当时芝加哥艾尔·卡彭帮派装扮成警察射杀了7名由乔治·莫兰领导的另一派黑帮组织成员。然而在电影中我们仿佛也可以看到大屠杀中黑帮头领乔治·莫兰的影子。乔治·莫兰更为熟知的昵称为巴格斯·莫兰（Bugs Moran），而影片开头一直追杀打诺德斯和马克思，也是最终杀害了小多米尼加的黑帮头子的名字恰好也是巴格西（Bugsy）。当然乔治·莫兰有一个更简单的外号“疯子”，在影片当中诺德斯前前后后至少三次对马克思大吼到“你疯了么？”也像是在暗示这马克思的某种蜕变，变为了如同乔治·莫兰那号冷血的疯狂的人物。
    当然，我们可能早已熟悉在这类残酷的黑帮斗争中，想要在当时那个环境中稳住脚跟并且跻身上层，没有点残忍、凶狠的手段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影片同时却展现到这种对任何人不择手段的残忍与他们童年纯真的友谊至少是互相矛盾的。对于诺德斯更是如此，他亲眼目睹了小多米尼克死，他因入狱多年也并未参与马克思血雨腥风的打拼。他无法接受这份残忍，他也不如马克思前后的内心斗争。所以正因为这两人一面是软弱，一面是残忍，影片的才可以依靠如此宏大的时代背景实现人物内心挣扎的细致刻画。
　 所以，这部影片的每一个片段都仿佛被烙印下了美国的痕迹，而且它的每个片段都如此值得咀嚼。比如黛佩拉在年老之后对诺德斯讲起马克思的那句话。她说他只身来到了美国，一无所有，却依靠自己的能力打拼到了舒适的生活。这当然也算是典型美国梦的陈词滥调。但如果我们细想，这其实也是在爵士时代的美国每一个人都向往的美好愿景、一种对物质富裕的憧憬、一种把未来掌控在自己手中野心。这就是美国梦在爵士时代的变调。当然，要说爵士时代和菲茨杰拉德的联系其实还有很多很多，要说禁酒令和美国黑帮的联系也有很多很多。不过到现在显而易见的是，这部电影自开场之时就已经和美国的社会历史深深地捆绑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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